教育部正式落实大马教育文凭限考科目措施，即从明年开始，考生选考科目上限将设定在10科。
有关限考科目的建议是在公共服务奖学金风波的背景下，由教长慕尤丁提出，因其被视为是用来解决奖学金分配争议的手段，而多少遭到人们的质疑；但教育部的另一个用意，即消除我国教育制度“考试至上”的现象，却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注意到一些人士非议有关建议的理由，是所谓限制考试科目将限制学生们的才华与能力，也就是常常听见的那句话：“既然他们有能力选考10科以上，为何要强行限制他们？”
这个理由反映了一种心态，即把学子们的才华或能力等同于考试的能力，把学生能力的高低挂钩于A的数目。我们不能说这种心态是错的，而且这种心态也不仅见于马来西亚社会，问题是这样的普遍心态即使没有扭曲了教育的意义，也至少将它狭隘化了，而我们必须思考它对学生本身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
才华无需考试能力证明
我们或许应该问的是：一个真正有才华和能力的人，有必要以考试能力和A的数目来证明自己吗？或反过来说，考试能力和A的数目，能够确实证明一个人的才华与能力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美国历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克里斯多夫·拉许（Christopher Lasch）在其《菁英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一书的第8章<公立小学>里，针对美国教育制度与学生思想形塑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两个当代教育和社会的普遍现象：一是把“教育”等同于“教室授课”，二是把“事业”等同于“商业”。
前者指的是人们相信教育只能在教室（学校）里进行，因此教育的成就或成果也只能在教室（考试）里获得，认为在教室以外的日常生活经验并没有教育功能。后者则指商业取代并超越了人类其它领域的所有活动，成为人类的主要事业，以至于当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所谓“事业”时，我们实际上是算计他的职业、收入、身家等经济性或物质性符号。
我们的教育制度或观点也过于注重当下的、眼前的、具体的、物质的收获（如考获多少A、能否获得奖学金、能否考进知名品牌大学、能否进入热门科系、毕业后出路如何、能否赚大钱等），也就是过度看重教育的“目的”而不是“目标”。
教育与事业意义狭隘化
孔子的教育观主要有两个理论：一是有教无类，二是因材施教。前者是教育的精神，后者是教育的方式；至于教育的目的，孔子则似乎没有什么论及。今天我们如果太热衷于教育的目的，则无疑是把教育给做小了。
这种教育及事业意义的狭隘化，制造出一种社会观点，即一个人的能力或成就的高低，已大部或绝对取决于一个人的考试成绩、教育程度、职业地位、收入财产等因素。
媒体偏好并显著的报导优秀学生的成就（实际上是陈列他们的A的数目），以及定期列出富豪排行榜（实际上是在陈列他们的丰厚身家），而这些优秀生和富豪又特别容易引起我们油然而生的仰慕和欣羡。
帖子
风雨翻飞的时刻,以这歌你我共勉.
1 小时前
11 评论:
限制考科数目，这一点我是绝对赞同的。
我那个年代（80年代初），哪里就有考那么多科目？也就是8科而已，顶多加上一科英文1119，学术的水准也不会因为考科数目少而低落。那时候，能拿8科A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啊！
考科数目太多，的确会制造更多没有养分的考试机器，学生们应该被灌输正确的思想和人生方向，而不是以考科的多寡为荣。就算考17，18甚至20个A也不能代表以后就是能干一番大事业的材料。
如果大家不善忘，前几年有个考了17个A的马来女生，被赞得天上有地下无，风头一时无两，后来还被保送去（剑桥还是牛津？），但是她那17个A却承受不了外国的高水准，结果听说最后还是被“送回来了”。这不是制度的失败和悲哀，是什么？
大米，很认同你的看法。
其实，针对限制考试科目的课题，还有一些反驳的论点是说，我们可以不鼓励学生选考太多科目，但不必强行限制学生，因为这样的做法不民主也不开明。
但我觉得这种讲法是一种犬儒主义，因为如果我们仅仅是不鼓励，而不强行限制，那实际上永远也解决不了学生、家长以至整个社会“考试至上”的思维，学子们也就永远是父母的考试机器。
限制是一定要的，我也有过中学生的年代，了解中学生的年纪对很多实际事物其实懂得不多，虽然现在的学生很有主见，但是未必有成人的远见，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还是需要一个良好的制度指引。如果我们不设定一个制度，任凭一些学生为了满足自己的As Collection虚荣，这个问题将会没完没了。
我的中学时代是80年代初，那个时候的制度原本就很好，要拿一科A真不是简单的事，我SPM也只拿了3个A（国语，英文和华语），那时候我家乡最TOP的三德中学圣母女中，能拿8科全A的人基本上每次也不会超过5个。离开学校后就没有太注意考科的制度。后来发现很多学生拿A好像当收集品，觉得很惊讶。你的年代已经是17，18个A的年代了吗？
除了学生，不少家长、老师甚至学校也都有As collection的虚荣，而且我看学生们的这种“考试、多A至上”的思维，最主要还是由他们的父母、老师和学校所灌输造成的。
我中学时候，As collection的趋势已经出现了，但情况好像还没那么严重。那种动辄就17、18A的“超级成绩单”、而且是年年破纪录的现象，大约是在我念大学先修班的年代，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潮流。
我spm也是拿8科而已，不过主要是因为我的中学是一间小型独中，学校能够供我们选修和报考的科目不多，大概是8、9科而已。
我非常关心这个课题，是因为我家有个宝贝儿在念四年级，二年后就要上中学，七年后就轮到他考SPM了。现在的学校教育制度让我很有恐惧感。我儿子绝对不是那种能死背书收集A的学生，他很活泼，而显然这样的教育制度不是很适合他，国际学校（采用英制或美制那种，ampang有一间，mont kiara 也有一间）的制度适合他，但是学费高昂得吓人，不是我所能负担得起的。
二年后很快就到，但是这其间我们的教育制度可能不知道被搞成什么四不像了。我想最后我把他送进独中的机会很高，但是独中的A追逐和填鸭式教育一样不比国中少，让我头疼极了。你可有什么好建议？
大米，我了解你的担忧，但你问倒我了，我本身没有儿女，对于孩子教育升学这方面的问题，要说给好的建议，坦白说我是没资格吧。
我倒可以与你分享一些我的经验和看法。我个人觉得孩子在什么学校就读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一直认为家庭教育，即父母与孩子的互动、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指引和辅导作用，才是孩子能否成人成才的关键因素。
基本上，以目前教育制度的情况来看，学校已经比较难教导孩子如何“做人”的道理，而着重在如何“做事”（实际上是如何考试）。因此家庭一定要在这方面填补正规教育制度的不足（其实这本来就是家庭的责任与义务），灌输孩子“做人”的道理。除了家庭之外，亲友、邻里、社区和宗教（若有），也是重要的教育功能参与者。
我一直认为，做人比做事难，而且更重要，要先成人而后成才。只要孩子掌握了“做人”的道理（包括优秀的心理素质、正确的是非善恶观、坚韧的环境调适能力、正面的生活态度与价值观），那么不管他在哪里学“做事”（即吸收知识、学习技巧、发挥才能等），都具备了成才的条件。
当然，我不是说如何选择学校不重要，毕竟我们常看到有特殊的例子而必须特别注意学校的选择——但我始终觉得不是最重要的。
其实我倒觉得政府学校（国民型中学），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当然，每个学生都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你对政府中学不太放心，国际学校又肯定负担不起，独中也是蛮理想的选择。（哈哈，我说到全部都没问题，说了等于白说，其实还是回到了上面的看法）
必须再三声明，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浅见和经验之谈，所以是没有专业认证的…。
我见过很多成绩非常好的中学生，由于家庭的管教严格，生活非常的有定律，样样都是父母在做主，到了大学自由后，成绩和性格大变，好恐怖也好可惜。
张先生说的好：
做人比做事难，而且更重要，要先成人而后成才。
做人也要老实，老老实实就不会出大事，诚实就是信用，到那里都受人尊敬。一个人再怎么聪明利害，不诚实那里都碰壁。
百年树人，有了孩子后要如何好好的教育孩子，做父母的确实有太多的东西要担心。
freddie，称呼我以勒就行了，别客气。你本身已经为人父母了吗？
百年树人，教育确实是一辈子的事。
其实，关于如何养育儿女的道理，看似简单，也几乎人人都会说，但知易行难，就以我自己为例，现在可以讲到天花乱坠，到我自己当了父亲的那一天，又真的能付诸实践吗？我自己都没把握呢。
让我们一起努力和勉励吧！
我有两个儿子， 亲友们都说我很宠孩子，我有吗？我怎么都看不到，当局者谜吧。
看到政府不公平的教育制度，真令做父母感到气愤难消。
经济能力可许的话，谁都不想靠政府，都想把孩子们都送出国外念书，外国月亮圆。
政府政策的偏差与不公，最致命的影响是长期的损害了整体国民以及整个国家的竞争素质，不管是对受保护的一方，抑或遭不公待遇的一方而言，长远来看，吃亏的是所有人。
政府只提供两千名优秀生获代学金出国留学，其他优秀生就不理了，不如也政府限制前两千名最有钱的公民交所得税，其他的人不用交税，可以吗。
我离题了。哈。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