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為國家奉獻一生，國家囚禁了他的晚年——《國家的囚徒》讀後感

关于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材料，我读得不多，对赵紫阳其人其事也没有深入研究；这两方面认识的匮乏，《国家的囚徒》当然无法完全弥补，但它无疑是最重要的其中一部著作。

赵紫阳，1919年生于中国河南省滑县桑村乡赵庄，1932年（13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加入共产党，较后主要任官广东省，直到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以至被夺权，1971年始复职；1975年（56岁）出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翌年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开始主持四川的农村经济改革，调整四川经济政策，进行扩大农民自主权和企业自主权等试点改革工作，成绩斐然，声名鹊起。

1980年，61岁的赵紫阳调中央工作，历任中央数职，同年9月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着手策划和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政策，1987年取代胡耀邦任总书记。1989年“六四”事件，70岁的赵紫阳以“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罪名被罢免，自当年6月开始到2005年1月去世为止，他一直被软禁于北京住所。

对经济改革的热情

赵紫阳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充满热情和理想，《国家的囚徒》的逾半篇幅，从第三部分至第五部分（即第十章至第三十三章），基本上就是赵紫阳谈他对改革中国经济的想法和理念、推动经济改革开放的具体政策和战略、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如何与共产党保守极左势力进行角力，以及他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理想等。从书中所见，经济改革这一部分应是赵紫阳最引以为豪和享受其中的工作。

人们常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实际上赵紫阳是真正在台前幕后构思、策划、推动、执行的主要人物；当然，正如赵紫阳在书中一再提及的，若没有邓小平的支持，他不可能抵挡得住中共老人的保守极左势力一再的阻挠，而顺畅展开改革中国经济的大蓝图。在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上，邓小平很信任赵紫阳，给他很大的支持，两人一直保持很好的默契，这种良好的关系直到“六四”事件才破裂。

至于政治改革方面，赵紫阳在书里坦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完全没有注意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对我们（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没有想到要作什么大的改变。”当时有一个陕西的工人写信给赵紫阳，认为赵是“经济上的改革派，但在政治上是个保守派”，赵夕阳说：“这确实符合我当时思想实际的”。

赵紫阳不曾在民主国度里长居过，没有亲身体验过民主制度，他读过的关于民主理论和体制的书大概也不会多，或者不会深入。像他那样终其一生身处于中国共产党极权体制，并长期在这个体制的权力核心里掌握实权大权的共产党人，是如何理解民主、体会民主，或更准确而言，是如何领悟民主的呢？

对民主的自觉认知

实际上，赵紫阳正是在推动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领悟了民主，这是一种自觉自发的、逐步升华的认知过程，从实际的经验中，意识到了民主的重要性和优越性。他在书中说：“引起我重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主要的是我从经济改革方面认识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为什么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会凸显政治改革、建立民主制度的必要性呢？依据赵紫阳本身的体会，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赵紫阳说：“没有政治方面的改革，经济改革很难深入下去。而且没有政治方面的改革，支持改革的力量也很难充分发挥作用。”这里指的是支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当时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顺畅运作的各种制度建构，涉及公司法、土地法、产权法等立法领域的改革。

二、再直接引述赵紫阳的话，“改革中遇到的各种社会矛盾，没有政治改革也很难得到妥善解决。比如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钱权交易、以权谋私，就是一个没有社会监督的大问题。”这里指涉的就包括了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媒体自主等政治方面的改革。

三、赵紫阳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关于“六四”的自辩发言》如此说到：“我原来曾想，只要把经济体制改革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民就会满意，社会安定，但后来发现，情况不完全这样。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提高以后，政治参与意识、民主意识都会增强，如果思想教育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设跟不上，社会仍然不稳定。”这里说的是人民的公民意识提升、对自身应有的权利和自由的觉醒后，对民主和法治社会的必然追求。

这三个方面，让赵紫阳自觉的、逐步的认知了民主，以至最终得出了“西方议会制度是现在可以找到的最好的政治体制、民主形式”的结论——当然，这个结论是赵紫阳在晚年被囚禁时，对民主制度有了更丰富、更广泛、更深入、更严谨的思考后，收录在《国家的囚徒》中的想法，在他仍然是国家领导时，即便决心要推动政治改革，但还不至于要一蹴而就到“西方议会制度”中，而至多是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

更重要的是，赵紫阳认知民主的这个过程，对我们最大的启发是，任何国家和社会要发展经济，要追求国民生活品质的进步、要追求国力的提升和进步，建设民主制度其实是一个回避不了的必然选择，差别只在时间上的早晚，以及过程上的治乱而已。

民主制度的道德性

在赵紫阳逐步领悟民主的过程中，其实还有一个更细致、更具深度的醒觉之旅。赵紫阳体认到民主法治的重要性、优越性和必要性，这基本上还是把民主当作一种工具，也就是能够保障市场经济顺畅发展、确保社会民心稳定的一种工具，而这个工具比起专制、独裁、极权的政治制度，更具有持续性，成本也低得多。

如此看待民主，则民主终究是一种工具，并不具有道德性，民主制度下的关于人权、自由、法治的价值，也不是人类与生俱来所应享有的权利。实际上，是这样吗？

如果民主只是一项更优越的“工具”，那么看得见民主的优越性的不应该仅仅是赵紫阳，他的同僚们，包括那些反对改革开放的极左势力，难道就没有或不能体验到民主的优越性吗？那似乎说不过去。他们之所以没有像赵紫阳那样坚信政治改革和坚信民主，在于他们所体认到的民主，实际上仅仅是一项工具，民主的最大价值在于其功能而不是其意义，这样的民主有着所谓的时效性和选择性，换句话说，如果当权者认为还有其它更快速、有效及低廉的解决矛盾的手段或工具，他们会毫不犹豫的舍弃民主，而采用有关手段或工具，哪怕那是武力和独裁。

但对赵紫阳而言，民主其实具有道德性，民主制度下所保障的人权、自由和法治价值，是每一个人不辨自明、不言而喻、与生俱来的权利。在面对1989年中国学潮要求“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的冲击时，赵紫阳在中共权力核心里头独排众议，拒绝保守势力要强硬压制学潮的主意，一直强调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其具体策略就是通过对话、沟通、疏导、劝阻，甚至采纳学生和知识分子一些意见，以及更大步伐的推动政治改革，来解决这个危机。

以民主方式解决“六四”，不见得会比武力镇压更有效和快速，但赵紫阳依然坚持民主的手段，说明在其意识里，民主已不仅仅是一项工具，而是具有道德本质的。赵紫阳对民主道德性的深层认知，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察觉到。

关键就在这里，当赵紫阳已经体认到民主的道德性，他要如何继续在一个专制极权、抗拒民主和政治改革的体制里自处呢？历史迟早要把他带到一个临界点，并在这个临界点上做出抉择，而这个临界点，正是“六四”。

坚守正义的底线

1989年学潮到了5月中旬，已是难以收拾，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权力核心决定实施戒严，调军队进京，武力镇压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这就是历史要赵紫阳做出抉择的时刻了，他要继续坚持民主、相信民主吗？还是暂时放下信念，跟随权力圈子的大部分意见，向权力低头？

赵紫阳做了选择，他选择坚持信念，坚持守着正义的底线。在这个时候，已经无关经济改革的理想，也无关对民主的追求，而纯粹只有一条底线——正义的底线，赵紫阳选择了坚守这条底线；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个抉择，他以“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罪名被罢免，并遭软禁长达15年，直到去世为止——他为这个国家奉献了一生，而这个国家囚禁了他的晚年，当然，还粉碎了他的梦想。

“我要对历史负责，绝不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赵紫阳的这句话被凸显在《国家的囚徒》封面上。赵紫阳之让人真正敬佩者，其实不在于他改革中国经济的成就，也不在于他对民主的认知过程，而是他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坚守正义底线的勇气。

从大局、从历史来看，赵紫阳的抉择到底正确吗？中共如果没有武力镇压“六四”学生，中国是否会如他们所担心的，将引爆一发不可收拾之全面动乱？老实说，我不知道；但历史早晚会给我们一个答案，而历史，正如杜导正所言，是人民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