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歷史：共同回憶與共同命運的建構

国家博物院所呈现的独立史料，由于在有关马华和国大党历史方面只提及创党人和创党经过，而没有清楚说明这些人物或政党在争取国家独立中所扮演的角色，被马青总团长魏家祥批评为片面的历史资料。

轻描淡写马华和国大党在国家独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当然是不尽不实的；如此呈现历史的人若不是出于本身的偏见，亦是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文献和资料。

当马华创党人暨首任总会长敦陈祯禄于1960年辞世时，当时的联盟政府为他举行国葬，全体内阁一齐送殡，而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在下议院发表哀悼辞时更严正指出：“如果没有敦陈当时给我那种巨大的支持，我必须承认，我所领导的争取独立的使命，将无法完成，或者须付出流血和不安的代价。”

单凭这句话，马华和国大党的独立功绩到底有多重要，已可见一斑。此外，翻阅各种独立史，即可发现如下几个重要事件的记载：

共同回忆共同命运

1954年，东姑阿都拉曼率领马华的陈东海等，组成代表团到英国争取立法议会选举及自治；1955年12月31日，东姑率领马华的李孝式等，赴英国进行独立谈判；以及在1957年5月9日东姑率领马华翁毓麟、国大党辛班登及苏丹代表赴英作独立宪法最后一次谈判，而成功争取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宣告独立。

这段史实的背景正是著名历史学者邱家金所强调的，英国政府为马来亚的独立所开出的一个条件，就是大马三大种族政党，即巫统、马华及国大党必须同意团结一致，而倘若失去任何一方的配合与合作，马来亚是难以从英国政府手中争取到独立。

独立史或建国史是一个国民集体的共同回忆，只有在这个共同回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在这个国家的国民之间建构一种共同命运的集体意识与默契。说得白一点就是，只有当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份孕育、催生和打造了“马来西亚”这个孩子，那么每个人才会对这个孩子的命运自然而然的产生一种不证自明、不言而喻的责任和担待，才会心甘情愿的为这个孩子的幸福而打拼、而赴难、而捐躯。

秦朝末年，在陈胜、吴广率先揭竿起义后，人民群众的抗秦反秦浪潮汹涌澎湃，一波接一波，直到最终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秦王朝冲击至土崩瓦解。是陈胜和吴广过人的领袖魅力、感召能力或演说功力，让群众敢于冲破恐惧的心理关口，豁出生命去反抗秦帝国的高压、残酷统治吗？恐怕不是。真正的关键，是陈胜吴广成功唤起了人们对秦朝严刑峻法、暴政治国的集体的共同回忆，并由这种共同回忆，建构起以“推翻暴秦”为目标，紧紧联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命运。

三大种族争取独立

对于独立历史，不同的意识阵营纵然有着各自表述的诠释，例如针对谁先谁后、谁是主导谁是辅助、谁在正面争取谁在背后推动等问题，我们固然要继续深究追溯，甚至辨析争论，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严守这种种分歧中的基本共识，即国家的独立是三大种族共同争取回来的。

这个基本共识，正是马来西亚人共同的回忆。

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回忆，我们才会、也必然拥有共同的命运。偏颇的史料呈现和叙述方式之所以撕裂国民团结，其根本原因就是它撕裂的是我们共同的回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失去了共同回忆后，我们何来共同命运这个属于精神面的上层建筑？

如果某些族群妄图将其他族群排除在这种共同回忆之外，以独占独立建国的功绩，及试图以此建立本身的霸权地位，那么这种回忆将不再是一种共同的回忆，而是独家的回忆；马来西亚人的共同命运，也就无从建构起来了。

（本文刊登于2009年4月30日《星洲日报》言路版，标题为“还原建国史实”，署名“墨工”。照片来源：yeah, sure, whatever部落格）

我们又来博聚啦！

博客们，我们将在5曰4日（星期一）在阳城酒家来个博聚！

大伙儿一起吃顿饭，举杯畅饮；互相交流，无所不谈。

日期：04-05-2009 （星期一）

时间：7.30pm

地点：阳城酒家 NOBLE HOUSE地址：No 19, Jalan Delima, Off Jalan Imbi, 55100 Kuala Lumpur.

由于必须预定座位，所以博友们请在30-04-2009（星期四）中午12时正之前联络陈键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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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阳城酒家的地图，不晓得怎样去可以联络键汉。（点击以放大地图）

命運共同體是國陣精神的核心概念

如果308大选成绩给国阵传达的讯息是她与人民之间的距离已经渐行渐远，那么407两个武吉补选的成绩则无疑是要告诉这个庞大的政治联盟，她的成员党之间的隔阂亦是不容小觑；而国阵常常挂在嘴边的所谓“国阵精神”，理应成为成员党们在检讨彼此的关系时，一个可供她们检视和思考的切入点。

到底什么是“国阵精神”？它往往被浓缩为八个字：分享权力，各党共治。在普罗大众的一般印象中，它的具体实践则是体现在国阵理事会会议、在联邦内阁和州行政议会的官职分配模式或架构，以及成员党中央和州级领导之间的同僚关系等等互动平台或运作模式上。

缺乏下层根基

换句话说，国阵精神的贯彻其实集中于成员党的中央或州领导层这一属于“上层建筑”的层面上，然而，它在各成员党最根本、最底层、最草根的基层党员那边，有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

在双武吉补选期间，回教党支持者穿上行动党的衣服、行动党支持者戴着回教党的帽子、公正党支持者身上则满是民联三党的党徽或标语，让人印象深刻；那么，今天的国阵，巫统党员有没有穿上印有马华党徽的衣服、马华党员会不会戴上巫统的帽子？

当然，这或许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问题，但重要的是，如果国阵各成员党最底部的基层组织或党员，彼此之间在大部分时候，无论是普通时间或打选战时，都缺乏或没有实质上的交流、互动或合作，而是各做各的、各自为战，这意味着体现在“上层建筑”的国阵精神，其实并没有“下层根基”的凝聚力和支撑力作为基础。

巫统以外的国阵成员党如马华、国大党的议员们，常常被揶揄需要依靠马来票，也就是依仗巫统势力的支持或庇荫，才得以在大选中过关。尤有甚者，连一些巫统领袖也说过，马华和国大党等友党是需要依赖巫统和马来票来生存的。

谁都少不了谁

这论点没有错，但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在马来西亚多元种族和宗教国情、得中道者得天下的政治游戏规则下，最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巫统需要马华和国大党为她争取华印裔的支持、马华需要巫统和国大党为她说服巫印裔选民、而国大党则需要巫统和马华为她护航。

简言之，“命运共同体”是国阵精神的最佳体现状况，换个俗气点的说法就是：国阵是谁都少不了谁。武吉干当补选成绩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即便巫印裔选票有少许的回流，但更大幅度的华裔选票却流失了，结果国阵一样要输；而与武吉干当相类似的混合型选区，在全国占了多数。

这就是马来西亚的政治现实，更是国阵由始至终的生存法则；若不向这现实低头，若不遵循这条法则，国阵别说无法存活，若追溯历史，这个政治联盟就是要成立起来也是不可能的。

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其实就是国阵，以及其前身联盟成立的基础。敦陈祯禄在创立马华之初曾表明：“马华公会的基本目标之一，是要和巫族及其他民族合作，协助发展马来亚成为一个国家，一种国民和一个政府。”此外，国父东姑阿都拉曼亦曾说过：“倘若没有敦陈在当时给予我的巨大支持，我必须承认，我领导争取独立的使命，将无法成功，或许须付出流血和麻烦的代价。”

共同体是宿命

即使没有直接道明，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无疑就是两位先贤言论中所透露的信念，而这种一荣俱荣、一枯俱枯、荣枯与共的纽带关系，其实就是先贤们设计和成立联盟，以至后来国阵的最原始、最根本、最基础的构想。事实上，英国政府为马来亚的独立所开出的一个条件，即大马3大种族政党，即巫统、马华及国大党必须同意团结一致，而倘若失去任何一方的配合与合作，马来亚是难以从英国政府手中争取到独立；这个先天背景，正正说明也注定了联盟（以及后来的国阵）成员党之间命运共同体的宿命。

当巫统领袖认为他们凭一己之力就能继续赢取政权及管理国家，而无需依靠友党们的帮助或扶持，他们其实是不懂国阵精神的精髓所在。

最近内阁经过新任首相纳吉的重组后，马华不仅保留4个部长6个副部长的名额，更增添一个副部长职位，而巫统部长却从之前的23名部长减少至19名，也就是在比例上的从71%降为68%。巫统是这次内阁改组中，唯一被裁减了部长人数的国阵成员党，其余友党不是增加了官职就是保留官职名额。在我们看来，这或许不算什么重大的牺牲，但对巫统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妥协。

无论如何，这是否意味着纳吉已意识到只有贯彻更大程度的权力分享，让国阵成为一个真正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才能重新刷亮国阵精神的招牌并挽回流失的民心？如今当然尚难判断，我们只能如同东姑拉沙里那样，就给新内阁6个月的观察期吧！

（照片来源：《当今大马》、《星洲日报》网站）

制度會反噬

霹雳苏丹阿兹兰沙公开指斥一些政党煽动人民憎恨统治者的行动犹如玩火，措辞颇为强烈。

殿下矛头到底指向谁，各别政治集团固然可以公婆说理，但我想在这节骨眼上，其言论最值得探讨的并不是“指向谁”，而是他要“捍卫什么”。从广义的角度而言，霹雳苏丹要维护的恐怕不是他本身的地位，甚至不是霹雳王室，而是制度。

这套制度，我们一直称之为君主立宪议会民主制。

简单来说，所谓制度，就是某个群体在共同生活时所达致的一种共识，亦是这个群体里的所有人能够接受的一道底线。“共识”和“底线”，正是制度的关键。

我们大概都玩过捉迷藏这个童年游戏吧。孩子们在玩这个游戏时，躲藏者要怎么确定寻找者在倒数过程中没有偷偷睁开眼睛，而寻找者又如何知道躲藏者没有躲到规定范围以外的地方呢？他们其实无法确定，也无需确定，因为这就是游戏规则，这就是所有人不言而喻但互相信任的一种“共识”。

让输者服输

如果有人“玩臭”，破坏游戏规则，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因为再没有人愿意遵守规则。在成人世界中的权力争夺与资源分配游戏里，如果有人不择手段冲撞“共识”和踩踏“底线”，那么建立在这两座支柱之上的制度亦岌岌可危，甚至坍塌崩溃。

308过后，在国阵与民联之间夺权、变天、反夺权、反变天的权力博弈中，若双方野心家为了争夺权力或保卫权力而不惜剑走偏锋，在宪法和制度的灰色地带上下其手，以玩火的手段置“共识”与“底线”于不顾，那么霹雳苏丹所谓的“人民和国家原则将被破坏”，将会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不幸结局。

破坏制度的危险在于制度会反噬。制度本身当然不会反噬，反噬的是因为制度被破坏而在游戏中败下阵来的一方。制度的核心精神，从来都不在于决定谁是赢家，而是在于让失败者输得心服口服；易言之，制度一旦被破坏了，输家将不再心甘情愿的接受失败，而是不惜一切的进行报复，反噬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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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孩如果在捉迷藏游戏中“玩臭”而导致其他小孩输了，结果就是没完没了的争吵。看看美国总统选举，想想为什么最让我们动容的不是当选者的荣誉，而是落败者的心胸，就知道遵守游戏规则的重要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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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于4月22日《星洲日报》六日谭，照片来源：星洲日报英文网站）

你夠硬嗎？——從武器硬度到語言硬度的崇拜

在蛮荒的远古时代，部落的生存需要依靠比别人硬的石器和拳头。在邦国争战的战国时代，国家的兴亡取决于它们的军队有没有装备更坚硬更锐利的盔甲和矛剑；到了近现代，所向披靡的帝国主义铁骑，依凭的主要还是武器和军工的硬度。

中国人千年天朝上国的孤傲被鸦片战争所彻底挫伤后，“坚船利炮”四个字，不管是从字面上的表意还是深层的文化意义而言，在中华大地上，既是几代人挥之不去的梦魇，亦是他们汲汲追求的梦想。

武器的坚、利、硬，不仅仅是力量的代表，更是尊严的底子。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历史的进程，几乎由武器的硬度所决定；历史的主动权，往往都属于那些掌握了更高级冶铁技术的人。历史的密码，就藏在武器的合金比例中。

从野蛮暴戾到民主法治

后来的后来，野蛮暴戾的武斗时代渐行渐远，在经过数千年的摸索后，人类终于迎来了民主法治的时代。

人们常说，民主制度是一套最不坏的制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民主制度终归还是权力争夺与资源分配的斗争游戏，民主制度只是把这套游戏的成本降到最低——以议会厅取代杀戮场、以议会选举取代刀光剑影、以议会代表取代武士兵将、以政见宣言取代尖矛利剑、以选票取代敌馘、以协商取代武斗、以和谐取代血腥。

没有了血流成河，取而代之的是口沫横飞；没有了尸横遍野，取而代之的是满天的标语旗帜。数千年以来，人类需要为政权轮替和改朝换代付出的代价，从来都没有像在民主制度里那样廉价过。因此，即便民主制度“只是”把权力争夺游戏的成本降到最低，它已经功德无量，因为人类至今还找不到一套更廉价的方案。

从武器硬度到语言硬度

但是，人类并没有因此而破除了对武器硬度的迷信与崇拜，因为民主制度只是改变了人类对权力与资源争夺的形式，却无法改变其本质。当然，由于形式上的转变，这种迷信与崇拜，也发生了形式上的转变——从对武器硬度的迷信与崇拜，转化（说是升华也恰当）为对语言硬度的迷信与崇拜。

简言之，这种形式上的转变乃是：从蛮荒暴戾时代到民主法治时代，政见言论取代了军工武器，于是，人类对武器硬度的崇拜，也随之变成对语言硬度的崇拜。

为什么今天的我们那么希望那些代表（或声称代表）我们的政治领袖立场要强硬、身段要强硬，或至少发言要强硬呢？为什么我们那么鄙视、那么不屑、那么无法接受他们的“软弱”姿态呢？

另一方面，反过来说，我们又希望那些与我们“对立”（或主观上或客观上被塑造成与我们“对立”）的政治领袖表现“软弱”，而排斥他们的“强硬”。

我想，这是深藏于我们体内的基因在作祟。我们的老祖宗对武器硬度的迷信与崇拜，早已成为了我们基因和血液的一部分，并转化为对语言硬度的迷信与崇拜。在心理深处，我们依然相信，强硬的语言，代表了力量，也支撑着尊严。

（照片来源：新华网）

慕尤丁論感恩與教育

针对武吉干当补选华裔选票不增反减，慕尤丁认为那是“华裔选民似乎不对国阵政府所做的一切怀有感恩之心”。此言一出，无疑将挑动许多华裔的神经线。

所谓的感恩论，在我们的主观认知中，别说华社普遍上早就不接受这一套，恐怕连巫印裔也已吃不消。但问题是，慕尤丁并非迂腐之辈，他既出此言，则大有可能此类论调在受众群（人民）中，仍有一定市场。因此我们更有必要去探讨的是，为何当权者会有这般思维，而民间亦不乏认同此论者呢？

说穿了只有四个字：党国不分。当掌权者和民众之中存在着国家即政府、政府即政党的认知时，那么其结果就是，对国家的效忠往往错置为对政府的效忠，对国家的感恩往往被误解为对政党的感恩。

在道德上，人民理应效忠并报答国家，但不必效忠政府，理由很简单：政府的组成乃由人民所授权，其运作成本亦由人民所承担，而肩负管理国家及服务人民的职责。因此政府一方面既必须接受人民监督，一方面亦必须向人民负责；由此可见，所谓人民应效忠政府的情况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反之，政府应效忠国家及人民才对。

诚然，马来西亚既不是唯一出现所谓“人民应感恩政府”论调的国家，也不是最严重的那个（事实上，慕尤丁在同篇专访中亦承认政府的政策有所不足，是导致武吉干当华裔选民倾向民联的因素）。举凡由单个政党或政党联盟长期并持续执政，而体制又相对集权的国家，如共产党治下之中国、2000年改朝换代之前的国民党台湾等，“国家即政府、政府即政党”的观念，在官方或民间的思维中可说是很普遍的。

教育的政治化种族化

正如易中天在《帝国的终结》一书所言，“集权未必专制，专制未必独裁”；但是集权政体的操作模式往往是“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和“党在国上”，而这最终将导向“党国一体”和“党国不分”。

此外，慕尤丁在另一篇专访中论及，许多教育课题已成为政治课题，而这是不应该发生的。教育这个属于政府和民间的事务之所以会被政治化，同样离不开“党国一体”的政体模式。教育与政治既然应被隔离，政府与政党亦必须有所区隔，可见慕尤丁是多少认识到“党国不分”的弊病。

但是，我国的教育课题不仅仅存在“政治化”的弊端，亦存在“种族化”的偏差，这又源于国阵政府内巫统一党独大、种族霸权政治的核心构造，及由此延伸而来的以马来人至上主义为基础的单元教育政策。

教育课题政治化是操作层面的问题，源自“党国不分”；教育课题种族化是结构层面的问题，源自“种族政治”。两者都不是容易彻底解决和扭转的“善类”，且总归而言，两者的源头其实都在制度，因此这绝对不是换人掌舵就能迎刃而解的问题，而是一个革命的问题——只有“革”制度的“命”才能真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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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尤丁承诺“以全面、理智及不情绪化的心态”来处理教育问题，我们则更期盼他能秉持一贯的沉稳和务实作风，以更开明、多元和前瞻的视野，去管理这个属于全民的事业。

（本文刊登于4月14日《星洲日报》言路版，标题“感恩论肇因于党国不分”，署名“墨工”，照片来源：Kamaluddin Blog）

新内閣任重道遠

由于早前人们的高期待，首相纳吉在正式宣布新内阁名单后，难免让人有失望之感。说瘦身嘛，它并没有明显的减磅；说改变嘛，它也还是主要由那数十个熟悉的脸孔组成。

当然，这种期望与结果之间的落差，与各媒体在新内阁揭盅前不断大篇幅猜测内阁名单，而在民间和舆论界营造出来的氛围有关。

无论如何，内阁阵容或结构固然无法完全符合人们预设的期待，但眼下最应该关注的还是新内阁的工作和效率；毕竟对于普罗大众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谁在什么位子，而是他们能够做什么。

纳吉在他简短的上任演辞中宣布释放13名《内安法令》扣留者，并承诺检讨有关法令，这理应成为新内阁的首个任务，而这亦是能够在短期内开展甚至完成的目标。马华自去年开始至今即明确表达应检讨《内安法令》的立场，甚至曾提出以《种族关系法》、《反恐法令》等取而代之，因此马华应该在此课题上主动扮演推动人或协调者的角色。

专注工作证明能力

此外，纳吉在上任之初造访《星洲日报》时亦承诺“不认同以‘关闭报社、禁发准证’作为控制媒体的手段”，延续此项宣示，则新内阁也应进一步对《1948年煽动法令》、《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等一并做出检讨，从制度和政策上真正贯彻尊重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媒体独立的原则，这亦是化解国阵政府目前所面对的最关键危机，即信心危机的治本之道。

就长期而言，新内阁重中之重的任务其实是践履纳吉在上任演辞中的另一个重要承诺——不分社会阶层与族群重视人民，不让任何人感到自己被边缘化或被遗弃。

这项任务牵涉国阵政府长期以来以种族分际为基础、成文或不成文的所谓种族政策，包括偏重于扶持、保护马来人或土著社会，而严重忽略或完全排除其它族群权益的各种经济、教育政策和条文；说穿了，这其实直接触及国阵内部巫统一党独大、种族霸权政治的根本性质，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调整或改变，这才是对首相纳吉和副手慕尤丁，以及4位马华内阁部长的魄力和决心的真正考验。

新内阁目前大可不必过于在意人们关于她“瘦身不足”、“改变不大”、“大选败选者也能入阁”等批评，而专注于新工作，但他们亦必须在最短时间内证明马华总会长翁诗杰所谓的，他们是“一组更可靠及强大的队伍”。

（本文刊登于4月11日《星洲日报》言路版，署名“慕洒”，照片来源：星洲日报网站）

純樸之地，中道之爭

刚完成补选的霹雳武吉干当国会选区，其选民种族结构是马来选民62.6%、华裔27.6%及印裔9.7%，算得上是一个马来西亚的缩影。

从华人聚居的新板和十八丁渔村，到马来人散居的直弄和章卡遮冷，骑脚车的印度大叔、甜蜜蜜的马来情侣、杂货店的华人女孩，谱写着马来西亚乡区、半城乡区和城市边缘地带最草根、最朴实的民情风貌；这里，同时也是马来西亚人的写照。

要怎么样在武吉干当打选战，几乎就等同于要怎么样在马来西亚打选战。多元的种族结构和纯朴的民风，注定了我们这片国土，只有中庸之道才有生存空间。政客政党可以固执的奉行他们的极端主义信仰——不管是种族极端主义还是宗教极端主义，也不管是马来人种族主义还是华人种族主义——他们终归要付出最惨痛的代价，即便不是在今天，也将在明天。

这篇稿在撰写时，还无法得知武吉干当补选的成绩；在这篇稿刊出时，选举成绩理应已揭晓了。无论眼下胜出的是谁，中庸之道才是最后和永远的胜利者。后308的马来西亚，也许纷乱、迷茫、焦虑，但我们同时应该欣慰的是，中庸之道正在悄悄的回到它在政治上的主宰者地位。

马来西亚政治，从来都是一场中道之争。武吉干当属于典型的混合选区，这类选区在全国范围内占多数，更是国阵传统优势所在。秉持中庸之道、靠拢中间路线、争取中间选民、掌握混合选区，正是国阵除了仰赖庞大的执政资源以及具争议性的统治手段和机关之外，得以执掌大马政权长达50年的秘诀之一。

但这几年下来，国阵新一代领袖有没有把他们从祖辈那儿传承过来的中道路线，真诚切实的发扬光大？308大选，说明了一切。

中庸之道，是高深的哲理，也是简单的道理，就像马来西亚的多元族群、宗教、语言的国情，可以很错综复杂，也可以很纯朴憨厚；武吉干当人朴实的脸上，会告诉你那到底是什么。

（本文刊登于4月8日《星洲日报》六日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