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華仍需扮演積極角色

原本多少被寄予一定期望的副首相慕尤丁与7个华团闭门会面，最终成果正如董总主席叶新田所言，政府政策与7大华团的期许还有一段距离，后者还需努力争取。

7华团在是次会面中移交2份共包括9点项目的备忘录。副首相慕尤丁除了否决承认统考文凭的要求、依然没有对英语教数理政策之存废提出具体答案之外，仅重申政府经批准及拨款增建6所和搬迁14所华小，这项消息事实上在早前已由马华宣布。无论如何，虽无实质成果，但双方能够直接会面总比不见面强，这也聊算是好的开始吧！

当慕尤丁宣布将直接会见华团领袖，而有关会面又不邀请任何政党人士，包括马华和民政党领袖参与时，意即巫统领导人选择绕过华基政党接触华社领袖，这实际上对于有关政党，尤其是马华在国阵内代表华社的权威与功能，不可不视为一项可大可小的警讯。

可是，从会面最终并无显著成果来看，则意味着在当前国阵仍然执政，而巫统亦继续作为国阵政府之主导者的背景下，马华仍有必要延续其过去60年之角色功能，作为华社在政府/国阵内之代表，与代表马来人的巫统及代表印度人的国大党协调磋商，捍卫并争取华社之权益——当然，其成效如何则另当别论。

延续60年角色功能

就此次副首相与华团领袖会面而言，华团备忘录中所建议事项如承认统考文凭及制度化拨款独中等，在无法获得任何实质进展的情况下，表示马华有必要继续、甚或加把劲的在执政集团内部进行渐进式的推磨与争取之工作。马青总团长兼教育部副部长魏家祥事后即已声明，马华与华社寻求政府承认统考文凭的努力，不会因慕尤丁一句话而放弃。当然，还是那句老话，所谓“努力争取”的成效，又是另一回事；而华社普遍上可说已不抱乐观期望，毕竟国阵政府已执政了50年。

话说回头，此次会面的结果也说明，巫统亦必须继续仰赖马华的角色功能，作为政府与华社之间的桥梁，以在最大的可能范围内满足华社的期望，确保其施政有效并完善的覆盖华人社会，进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多元政府。

简而言之，即便在308过后，马华元气大损，作为华社代表的权威地位亦备受挑战，但她并没有妄自菲薄、怠惰松懈的选择，而仍然、甚至更加需要扮演积极的角色。

此外，根据评论人潘永强对马华署理总会长蔡细历被委为国阵总协调之分析，这个设置在国阵架构内的新创职位绝非闲职，反而有着进一步了解并掌控华人基层政治生态、协调成员党在基层政治生态的脉络等战略目的，身兼协调及耳目之功能。若其观点中的，则表示马华、或至少是作为署理总会长的蔡细历在国阵内的角色功能将更为吃紧和关键。

实践多元种族路线

另者，诚如马华总会长翁诗杰所言，慕尤丁接见华团领袖的做法乃一种实践跨越种族藩篱、为全民各族服务的处事方针，当然乐见其成；而马华本身作为国阵第二大成员党，除了扮演好其华社权益代表的传统角色，在当前的政治思潮氛围下，亦有必要主动、积极的实践多元种族的政治路线，不分种族、宗教、肤色的为全民的合法权益而服务与斗争，确保中庸、多元的传统中道路线能恢复它昔日在联盟内的主流理念地位，复原在国阵身上。

我想，这就是马华创党总会长敦陈祯禄所强调的理念——“马华公会的斗争，不是只为华人，而是为一切马来亚人”，以及现任总会长“三拼”奋斗纲领中的拼和谐社会，所疾呼马华党员打拼的目标。

（本文简缩版刊登于5月28日《星洲日报》言路，署名“慕洒”。照片来源：当今大马、星洲日报）

我無黨無派（？）——公共評論語境的無奈與荒謬宣示

“我无党无派”、“我不属于任何政党”、“我不是某某党的党员”，诸如此类的宣示、表白、自辩式字句，如同官方文书的标准词汇般，在部落格、论坛、网络评论、网络留言、平面言论、讲座发言、辩论会等公共评论场域，一再被言者引用，标榜在他们的言论之中。

言者到底是否真的无党无派，并不重要。为什么他们需要宣示自己无党无派，而且是什么让许许多多的言者都不约而同的作出这种近乎例常的宣示，才是应该思考的问题。

易中天在《帝国的终结》里说道：一个社会如果起劲的标榜和鼓吹道德，这个社会就一定出了问题；人们提倡道德，只因为这个社会已经不道德了。

那么，当一个社会的公共舆论语境重复出现“我无党无派”的宣示，甚至不如此宣示即感觉不自在，而不得不如此宣示时，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又是什么呢？

它是无奈的。仿佛言者若不如此宣示，其立场或其文章、评论、留言之立场，就无法让人看起来是中立、客观、无私、不偏袒的；又仿佛只要言者一旦如此宣示了，其立场就变得中立、客观、无私、不偏袒了。因此言者不得不郑重宣示：“我是无党无派的”。

明知多余却一再宣示

它更是荒谬的。诸如“我无党无派”这类表白的泛滥，正正反映了我们的公共舆论场域的荒谬与扭曲。当越来越多的受众（阅听群）拒绝通过分析言论内容的理论、论点和论据来判断有关言论客观中立与否，而选择将各种言论一刀切成“国阵立场”或“民联立场”，来加以标签并作出优劣判断时，言者就越需要宣示“我无党无派”，以逃过被一刀切和被标签的结果。

一个言论客观中立与否，不是应该以有关言论的合理性与逻辑性来加以判断吗？一个言论客观中立与否，与作出有关言论的言者的党派背景有绝对关系吗？

一个没有党派背景的人，其言论并不一定客观中立；一个有党派背景的人，其言论亦不见得一定主观偏颇。

中立就是中立，不中立就是不中立，并不会在你宣示了自己是无党无派后，你的言论就会变得更中立更客观；但问题是，明知是多余的，为什么我们还是要一再的如此宣示？

当我们需要不断宣示自己是无党无派，才能让人信服我们是客观中立时，这其实暗示了我们逐渐走向两极化的端倪——我们正渐渐只分为“国阵支持者”与“民联支持者”两种类型的国民，没有中立群体，也没有人相信会有中立群体，因此那些希望自己被别人看成是中立客观的人，只好一再表白自己是无党无派的，仿佛唯有如此，人家才会认为自己是中立客观的。

“我无党无派”的宣示，就好比在法庭里作证前手按《圣经》起誓不会撒谎，又如在回教堂里手按《可兰经》的宣誓，更像在神庙里斩鸡头的发毒誓，这类行为反映的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实际上这些行为是多余而荒谬的，但人们又不得不做，因为做了才心安理得。

明知是迷信，却又不得不继续迷信，那是真正的迷信；明知是荒谬的，却又不得不做，那是真正的荒谬！

大膽求變，大步向前——回歸扶弱政策的普世精神

首相纳吉说，大马已别无选择，必须改变现有的扶弱政策，意即必须调整向来执行的固打及股权分配。首相并非说说而已，事实上，有关的改变已经正在进行着了。

就在上个月22日，政府经宣布开放服务业的27个次领域，撤销30%的土著股权限制；一周后，政府再宣布数项开放金融业措施，包括非商业银行外资股权顶限从目前的49%提高至70%，发出外资可持股100%的9张金融机构执照等。

国阵政府一直以来所实行的所谓扶弱政策，普遍上被视为是仅仅偏重土著利益、具有种族歧视导向的社会工程，其集大成者就是由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所创始的新经济政策，长期引起非土著反感与排斥，这是毋庸讳言的。

平心而论，任何社会其实都需要一套公平合理、以群众利益和人道关怀为基础考量的扶弱政策，为的是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以及在最大程度上缩小贫富阶级的差距，其终极目标乃尽量减低因贫富差距所引发的社会成本。马来西亚扶弱政策的最大问题，是族裔考量被置于贫富考量之上，而乖离了真正的扶弱意义。

偏离真正扶弱意义

统计显示，华裔的平均收入比土著社会相对较高，因此后者成为扶弱政策的主要受惠者是符合客观现实的。但问题是，弱势群体肯定存在于每个族群，因此政府的扶弱对象不能只针对土著社群，扶弱政策下的资源和福利更不能仅仅输送于土著社群中的弱势阶层。

非土著社会之所以不认同扶弱政策，其实主要并不是拒绝这个政策本身，而是政府的执行准则偏离了真正的扶弱意义，也就是新经济政策中不分种族消除贫穷的精神，并没有被政府所拥护和贯彻。

此外，扶弱政策在执行上的偏差，包括只求安抚乡区保守马来社群需求的短线操作，已不仅没有真正为土著社会带来显著的长远利益，反而无意中放纵了懒散怠惰的人性，造成土著社群的普遍低竞争力现象，进而让他们更依赖政府的保护扶持，所谓的扶弱政策亦因此往往被等同于拐杖，这是不折不扣的弄巧反拙以及恶性循环。

纳吉说扶弱政策的改弦易辙将让土著感到“痛楚”，这是无可避免的；而倘若一时的阵痛，能够解放和激发整体国民的竞争力及生产力，换取国家长远利益，则最终受惠得益的，亦是土著社会本身。

而现在更大的问题是，亦有好一部分土著排斥扶弱政策，因为他们认为大部分的土著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帮助，受益的其实只有少数的马来菁英，也就是人们常常谑称的“巫统贵族（UMNO putera）才是真正的土著（Bumiputera）”。

造就特权贵族阶级

政府的保护土著政策为许多巫统商人大开方便之门，为他们提供投机致富的机会，从而制造了一个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上都凌驾于其它国民，包括土著社会低阶层的所谓特权贵族。就此而言，扶弱政策的弊端已不仅仅是在执行上乖离初衷的技术问题，也不仅仅是背叛普世精神的意识出轨，它甚至已经畸变为一个滋养贪腐、权贵寄生的结构问题。

这就是在308大选中，不仅仅是非马来选民，而是包括马来选民在内的许多选票都倒向在野党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首相纳吉承诺改变而不是废除扶弱政策，是正确的做法。扶弱政策当然无需废除，政府必须做的是修正其贯彻考量和执行方式，回归扶弱济贫的普世精神，即不分种族、宗教、性别和年龄的扶助弱势群体，而这也是纳吉在其就职演说中所提及的——没有人应该感觉被边缘化。

重要的是，纳吉团队的改革必须比以往大胆，人民的政治意识以及对政府的要求在308后迅速提升，改变的幅度若不够大恐怕追不上人民求变的意愿；而民联关于公正、平等、透明的论述，以及其治下州属某些政策的实行，显然已优于国阵。国阵若要挽回劣势，只能大步向前，不仅要赶上民联，更要走在其前头。

（本文简缩刊登于5月23日《星洲日报》言路，标题“大胆求变，大步向前”，署名：墨工。照片来源：Ku6.com、当今大马）

各說各話的斷章取義

霹雳国阵和民联从法庭斗到议会，如今再斗到一片小小的光碟上。

双方针对507霹雳议会乱局推出各自表述的录影光碟，注定又要展开另一轮没完没了的口水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毫无实质意义。

霹雳议会乱局历时7小时，一般群众没多少人愿意枯坐着看完整个过程，国阵民联为了替自己加分或贬损对方形象，而对录影画面进行剪辑筛选，突出本身的正面举止，凸显对方粗暴蛮横的“流氓”形象，在政治斗争策略上实乃正常不过。

因此，国阵把7小时议会浓缩为半小时的光碟，民联版的录影亦不可能播放整个议会过程。


当国阵义正词严指责民联的影片乃一面之词，让人无法看清全部真相时，她本身的录影亦不见得客观全面、可让人看清所有真相；而当民联咬牙切齿批评国阵的版本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时，她本身的版本也并不是完整全面、涵盖所有事实。

说穿了，这种各说各话的断章取义，还不是一场斗臭斗垮、泼粪抹泥的口舌之争？

双方继续在光碟内容上纠缠不清是很无谓的，因为这只不过是一些技术层面的末节问题，而不是霹雳宪政危机的根本问题。州公务员和警察等官僚人员的偏袒行为和双重标准，是更需得到关注的偏差现象。

国阵与民联双方在激烈的政治权斗中，固然可以为自己的行为提出各种策略上的口号或论述，如为稳定政局、为发展经济、为了维持社会的和谐安定、为民主、为公正、为人权等等不一而足，但斗争的终极目的离不开夺取权力与资源。

政客可以为权争而斗红双眼，但人民必须保持头脑的清醒——理性旁观、客观分析、独立思考、自主判断，建构真正独立自主的公民社会，才能确保朝野双方在正常合理的轨道上竞争。


（本文刊登于5月23日《星洲日报》言路，署名“慕洒”，照片来源：当今大马）

黑箱裏的專業終究是黑箱作業

内阁明明已经议决，公共服务局奖学金的发放将依4大类别分配，但从报章所报导的多宗优秀生落选个案来看，当局显然没有落实有关标准，状况还混淆的可以。之后内阁宣布将全面检讨发放机制时，公共服务局总监伊斯迈又一口咬定不会检讨。

一套看来比以往相对公平合理的奖学金分配机制，本来还让人颇为期待其遴选结果将更让人满意，就这样莫名其妙被搞砸了。老实说，今年的奖学金发放或许确实是合理公平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那几宗优秀生落选个案或许真的只是个案，或者（又）只是技术问题所导致。

但真正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不知道。当局发放奖学金的作业，从遴选程序、标准到中选者名单，都讳莫如深，即便当局真的秉公办事、不偏不倚，可人们怎么知道？我们只从媒体看到一篇又一篇的优秀生落选新闻，自然而然就认为遴选作业不专业不公平。

让落选者失望得心服口服

公共服务局总监说他很伤心很遗憾，因为很多人不了解奖学金的发放机制，却批评该局偏袒、不公平。其实他阁下要不伤心不遗憾再容易不过，只要让人们了解奖学金的发放机制不就是嘛，他自己都道出解决之道了。

落选的优秀生之所以愤怒伤心，其实根本的原因不是他们落选，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落选。

只要当局明明白白列出数据和指标，告诉他们为何一些人中选、一些人落选，清楚透明展示中选者名单、资格、优势和获选原因，那么落选者就算依旧失望，却失望得心服口服，不会向当局发出半句怨言。

总监伊斯迈曾声明遴选过程乃由专业人士进行，而非公共服务局官员，但黑箱里的专业终究是黑箱作业。就如那句司法界的老话——司法不仅要公正，同时要看起来公正；奖学金的遴选不仅要专业，而且要看起来专业。

（本文刊登于5月20日《星洲日报》六日谭，照片来源：公共服务局Jabatan Perkhidmatan Awam）

國陣需頂住保守主義壓力

马华总会长翁诗杰因表示政府将全面检讨公共服务局海外奖学金的发放机制，而遭土著权威组织主席形容为傲慢，更指责政府对非马来人让步太多。

这是纳吉团队自掌权以来所展开的政策，遭受保守势力施压反弹的最新例子。早前曾有不少评论人预测，纳吉“一个马来西亚”口号以及其改革承诺将踌躇不前，因为巫统内的右派反动势力将发动“抽后腿”攻防战；而如今看来，巫统外的保守势力亦是一股不容小觑的阻力。

纳吉甫接过首相大任后，因应308后国阵面对的严峻局势，以及人民强烈要求改革的呼声，与其内阁团队迅速定下一系列新决策，其中较显著者包括：

一、内阁重组，裁减巫统部长人数，增加或保留其它国阵成员党的内阁名额；二、成立委员会全面检讨内安法令；三、开放服务业和金融业；四、内阁针对改教课题作出开明议决，以解决其中的争议；五、教育领域方面，除了制定较合理公平的公共服务局海外奖学金分配方式，亦允许私立大专申请以中文作为教学媒介语，以及建校拨款直接拨予华小董事部等。

尝试重新导向中道路线

综观这一系列开展中的新政，除了希望改变巫统一党独大的印象、修正国阵政府长期以来过于偏重土著权益的种族政策取向、活络资金以刺激经济、或甚至所谓“讨好非马来人”等策略考量，纳吉团队最根本的目标其实只有一个：尝试将国阵巫统的意识形态重新导向中庸、开明、多元的中道路线。

这些政策转向无可避免的触动巫统内外的马来人主义及回教主义保守势力的神经线，而招致这些右派反动分子的反弹，例如某马来报障就以否定各族能够完全平等的姿态诠释“一个马来西亚”口号等，巫统领袖被迫多次作出解释，以安抚保守马来人。

令人遗憾的是，那些一直要求国阵巫统能够更开明的非政府组织，无论是属马来人或非马来人的团体，却在国阵尝试转向较为中庸开明的新政而遭受保守势力施压时，并没有用过去他们批评或要求国阵的同样力度，去跟这些保守势力争论。

更让人失望的是，打出“全民回教党”口号、声称要不分种族为全民斗争的回教党，竟然也反对内阁改教训令，该党的“巫统出卖回教”指责其实充满宗教主义意味，而许多人选择视而不见。

巫统是否会因为后院失火、而又前无援兵的窘困下，选择放弃继续向中间靠拢的转变？在客观上，巫统国阵其实已没有其它选项。50余年建国史告诉我们，马来西亚政权的游戏法则从来都是得中道者得天下——只有秉持中庸之道、靠拢中间路线、争取中间选民、掌握混合选区，才有执政大马的机会。

国阵若继续如过去10余年般继续向保守势力妥协，无法顶住来自这些势力分子的压力，那么她势必面对付出比308大选更大代价的风险。

（本文刊登于5月19日《星洲日报》言路版，标题“保守主义幽灵蠢蠢欲动”，署名“幕洒”。）

回教黨改選：中間與右傾路綫之爭

即将于6月举行的回教党改选，至今浮上台面的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所谓“亲巫统”与“亲民联”之争；二是关于党头二号人物是否应由宗教司（Ulama）出任之辩。

这两个被回教党内外炒热的辩题，归纳起来其实只有一条脉络：宗教保守的右派意识与开明多元的中间路线之间的竞争；它是一场中间与右倾之间的竞赛。

先谈谈宗教司在回教党地位的问题。该党的长老协商理事会（Majlis Syura Ulama）于80年代国际回教复兴运动正风风火火展开的大背景下成立，是回教党由早前的倾向民族主义斗争的意识形态正式过渡为宗教主义斗争的指标性发展。虽然在结构上，长老会并没有实际的行政权力，但它却是党理念与政策的最高诠释与裁决机构，指引和监督党内运作，角色非同凡响。

宗教司地位超然

长老会的设立意味着宗教司在回教党内超然地位的确立；与此同时，从前任主席法兹诺到现任主席哈迪阿旺以及现任署理主席纳沙鲁丁，都是宗教司的身份，但似乎从来都不曾引起什么值得关注的争议，即便回教党党章并没有明文规定主席和署理主席必须是宗教司。

此次党选，这个议题之所以会在党内引起激辩，必须追溯到在后308的两线制场景下，中庸之道回归政治主流并迫使朝野政党向中间路线靠拢的大背景。

自308大选前，回教党为了争取以城市马来人及非马来人社会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中间选民，而积极引进并重用许多拥有专业背景、思维和形象都相对开明中庸的知识分子，结果成功在308大选中与公正党和行动党一同拿下辉煌成绩。之后，随着民联的正式成立、“全民回教党”的口号在数场补选中越打越响亮等演进，回教党的意识形态显然在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向中间靠拢。

这种演变固然让回教党得以拉拢更多的中间选民，但亦将无可避免的导致作为回教党中坚支持力量的保守回教基本盘发生松动，而这就不能不引起党内保守右派的焦虑不安；尤其是在前霹雳州大臣尼查以惊人的非马来人支持率捍卫武吉干当国席、属开明派的副主席胡桑慕沙高调宣布竞选署理主席职位后，党内中间路线派系声势高涨，冲击保守右派的势力板块。

亲巫说是假议题

在这个节骨眼上，即便是被视为开明派领头羊的聂阿兹，针对首二号人物应否由宗教司担任的问题，亦只能选择保守的答案“最好是专业宗教司”。因为他非常清楚这不仅仅是领导资格的问题，这是一场中间与右倾路线之争，关乎回教党的意识形态与斗争理念。

所谓的“亲民联”和“亲巫统”议题也必须在这个脉络中分析。所谓回教党内分为亲民联和亲巫统的派系云云，实际上是一个假议题。数十年以来，回教党一直都是巫统的首号敌人；说到反巫统，公正党和行动党都还嫩得很呢。何况，回教党既然已和公正党、行动党组成民联，怎么还可能亲巫统？这是说不通的。试想像有人声称马华内部出现亲巫统与亲回教党派系之分，我们就可明白此假议题的荒谬性。

究其实，所谓“亲民联”或“亲安华”里的“民联”或“安华”，都只不过是一个象征的符号，而其象征的内涵正是回教党内那条日益清晰、令传统右派惴惴不安的“中间路线”。

某些回教党领袖摆出“亲巫统”的姿态，甚至提出与巫统组成联合政府，事实上与该党某些人士反对内阁针对改教课题作出的中庸训令是一样的性质，就是一种对党内中间路线的“抽后腿”行为。在本质上，这终归还是中间与右倾路线之间的斗争。首相纳吉在近日作出几个较开明的宣示和政策后，即遭巫统内外保守马来势力的反弹，也有着同样的境况。

（本文刊登于5月11日《星洲日报》言路版，标题“回教党改选的路线之争”，署名“慕洒”，照片来源：http://www2.eramuslim.com/berita/silaturrahim/kiprah-dakwah-nik-abdul-aziz-nik-mat.htm、　http://notakhairi.blogspot.com/）

回歸制度，彌合裂痕

近日大马政局发展山雨满楼、舛变莫测，民心在压抑和焦虑之间、在郁闷与绞痛边缘徘徊激荡，首相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口号，在提出未足满月之际，已面临最严峻考验。

归根究底，这一切的根源在制度的遭受破坏。我在之前的拙文〈制度会反噬〉曾提过，破坏制度的危险在于制度会反噬，所谓反噬，其实是来自因制度被破坏而在游戏中败下阵来的一方；因为制度的核心精神乃要让失败者输得心服口服，制度一旦被破坏了，输家将不再心甘情愿的接受失败，而是不惜一切的进行报复，反噬胜利者。

霹雳州几个月以来的僵局，直到日前州议会复会时的乱局，不正是制度遭破坏的结果吗？而警方对社运人士和在野党议员的逮捕、对民间抗议行为的镇压，无疑是一种火上浇油。

解散州会化解僵局

制度是如何被破坏？国阵通过跳槽议员夺取州政权，司法、警察、选举委员会和州官僚等公共机构让人无法信服的立场和言行选项，是主要根源；而民联不断鼓噪916变天神话，以及以近乎轻率态度制造一场又一场的补选，亦脱不了干系。

在后308的两线制场景下，国阵与民联在展开良性竞争之外，亦夹杂更多以权谋权术为终极手段、以斗臭斗垮为终极目标的角力恶斗，不惜撕裂族群关系，更不惜撕裂宪政与制度的完整性。

长此下去，我们的国体将出现越来越多的裂痕，表面上看，有族群之间的裂痕，有官民之间的裂痕，有朝野之间的裂痕，有制度上的裂痕；在本质上，这一切则是国民之间的裂痕，被撕裂的是马来西亚始终赖以安身立命的和谐中庸之道。

霹雳州会大乱局、警方强行压制异议，表面上看到的混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底下的裂痕；这不仅仅是一道朝野的裂痕，更是制度之裂痕，若无法及时而妥善的弥补，它将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中留下永远的伤痕——事实上，它已在全体国民心理留下伤口了。

如今，唯有回归制度，遵守游戏规则，让制度发挥其核心精神——让赢家谦卑，让输家服膺，才有望弥合裂痕；而霹雳的僵局乱局，除了解散州会、重新选举以外，看来已无其它妥善的化解方法。


（本文刊登于5月9日《星洲日报》言路版，照片来源：光明日报，霹雳乱局始末请阅读《星洲日报》系列报导。）

自由與自律

503世界新闻自由日，在拭目看待政府修改《内安法令》的当儿，我不期然想起成龙早前那番“太自由会乱”、“中国人需要管”的言论。

要多自由才叫“太自由”？为何太自由会“乱”？香港和台湾真的有“乱”吗？中国人不就是一直被“管”着的吗？即便有许多的疑问，但显然还是有不少人打从心里认同成龙的话。

华人世界似乎对自由、民主、人权等这类所谓西方人的概念，总是有一种复杂而矛盾的想法。最典型不过的例子，就是一方面有人说台湾民主政治是华人社会的楷模，另一方面又有人认为台湾民主是被扭曲了的民主，而不敢恭维。

至于大马华社，有人既无法认同新加坡政府的高压统治，但又对她的高效率无比向往，则是这种复杂心态的另一面折射。说穿了，华人世界其实有很多“成龙”；而那些谴责成龙的人，尤其是那些以奴才等字眼来骂他的人，也不一定真正了解自由的真谛。

自己管好自己

成龙说中国人需要管，其实没有错，而事实上中国人何曾没被管过了，关键是要被谁管、要如何管。华人世界针对自由所展开过的争辩已是汗牛充栋，但我们不妨逆向思考，我们是否把焦点过于集中在讨论自由，而忽略了其另一面——自律。所谓自律，其实就是“管”的问题。

华人当然需要管，有谁是不必管的呢？华人是礼仪民族，理应最懂得如何“管”，但想深一层，我们最陌生的恐怕恰恰就是“管”的问题。成龙说的“需要管”，指的是“被人管”，而这也是许多华人所认知、所认同的“管”的方式；我们需要的管，实际上是自己管好自己，也就是自律。

自律，是一种自觉的自我约束和规范，是一种即使在没有外力如法律管束的情况下，也能自我把持的情操。自由与自律，从来都是连体婴的关系：没有自律，自由将畸变为恐怖的为所欲为；没有自由，自律则扭曲成吃人的虚伪教条。

只要懂自律，自由根本不会“太乱”。发达国家的民主体制之所以成熟，正是因为她们的社会有着与之相对应的，普及和自觉的公民意识和道德。

华人社会始终对自由诚惶诚恐，觉得“太自由会乱”也始终大有人在，真正的原因，恐怕就是华人从来没有搞好“管”的问题。

（本文刊登于5月6日《星洲日报》六日谭，照片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