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支持不是理所当然

敦马哈迪提醒巫统不要只是怪罪华裔支持的流失，而应真正剖析大选失利的原因，算是为华社说了公道话；回顾3月巫统大会期间，针对前首相敦阿都拉的“非马来人很少支持巫统和国阵”说法，马华总会长翁诗杰也有类似反驳。

翁马两人所见其实略同：第一，巫统或国阵不能以2008年大选的成绩来断言华人不支持国阵。在1995、1999及2004年大选，华人选民其实都倾向国阵，尤其是在1999年巫统因安华事件引爆“烈火莫息”运动，造成该党以及马来社会的空前分裂，而让国阵在该年大选面对严峻挑战，如敦马所言，是华裔的支持让国阵继续保住国会三分二议席优势。2004年大选，若没有华裔选民的支持，国阵同样无法赢得那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胜利。

第二，翁马也提醒国阵（巫统）领袖应自我检讨和反省，其实没有直接说穿但已强烈暗示的乃是，华人的支持并非理所当然。民主选举本来就是要让选民做抉择；选民有选择的权利，当然也要为选择的结果负责——换言之，选民的选择是“正确”还是“错误”，到底还是要由选民自己去感受、理解和诠释，也由选民自己承担结果。

多元国情的政治现实

诚如林沛理在前期《亚洲周刊》专栏文章<港人去哪里抽烟？>所言，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民众自由选择的权利是不能让予和不能夺取的，因为选择的自由包含了选择错误的自由。那些怪罪选民不支持自己的政客或政党，是根本不懂民主为何物的“令伯”。

其三，作为前任及现任国阵领袖的敦马和翁诗杰没有挑明的是，在2008年大选投了国阵反对票的，何止华裔选民？

华裔虽然在一些特定的混合选区是关键少数，但能够真正主导朝野政党选举成绩的，当然还是占了多数的马来选民。若不是许多马来人集体倒向民联，国阵根本不可能失去国会三分二议席的优势，雪兰莪、霹雳和吉打等州也不会落入民联手中。因此，与其责怪华人不支持国阵，巫统更应该反省的是为何她无法赢取马来人的拥护。

马华过去一直被嘲笑的其中一个课题——嘲笑者有时还是作为伙伴的巫统——是她在华人选区差强人意的选举成绩，华人选区普遍上倾向支持行动党。事实上，在北马尤其是吉兰丹和登嘉楼的许多马来选区，也往往是回教党的囊中物，巫统根本没有踏足之地。

研究大马政党政治史的人就知道，国阵的优势从来都不是马来区或华人区这些由单一族群主导的选区，而是那些各族比例相对平衡的混合选区。国阵在2008年大选的惨胜，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她在混合区的优势遭到公正党的强力翻盘；而要造成如此状况，只有三大民族集体支持民联，才能成其事——这才是所谓马来西亚多元国情的“政治现实”！

（本文刊登于6月30日《星洲日报》言路，署名“慕洒”，标题“这是多元国情的政治现实”，照片来源：http://afyan.com/ver1/?p=214）

路遥知“馬力”

经过民联的一番声明后，联合政府的课题看似告一段落，但民联是否真的已挺过所谓的“首个信心危机”，还是仅仅把一些矛盾暂时掩盖下来，临近的吉兰丹马力勿来州议席补选，正好是一个测试平台。

马力勿来州席去年大选由回教党候选人以1300多张多数票夺下；这次补选，一般预测回教党卫冕的几率较高。但现在值得关注的是，马力勿来会否成为回教党党内两个派系在党大会之后，另一个角力的战场。

首先，马力勿来不在别处，恰恰就在吉兰丹这个回教党的心脏地带。回教党两个派系的分野，除了政治倾向上的所谓“亲巫统”与“亲民联”、人物背景上的宗教司与非宗教司、以及路线上的保守与开明等概括性指标之外，还有一项乃地理上的所谓吉兰丹派系与登嘉楼派系。

丹州派排斥登州派

一般而言，亲民联、开明、非宗教司一派乃隶属于以精神领袖聂阿兹为首的吉兰丹派，另一派则归以主席哈迪阿旺为首的登嘉楼派。因此，于吉兰丹派系大本营上演的马力勿来补选，届时两派领袖和支持者互动的形式和程度，将多少反映出联合政府课题到底在回教党内部造成多大的分裂。

据报道，回教党的马力勿来补选竞选机关以聂阿兹拥有更高“商业价值”的理由，而拒绝在补选张挂党主席哈迪阿旺的海报。这项决定被视为是吉兰丹派系排斥登嘉楼派系之举，无论事态在较后如何发展，它无疑已埋下回教党进一步分裂的伏笔。

其次，马来选民超过99%的马力勿来州议席，是一个典型的纯马来选区，更是一个颇为偏僻的小镇。这次补选基本上纯粹是巫统与回教党之间的战斗，更正确而言，是一场马来政治的操演。可以预见，各类马来人或回教徒大团结的种族主义或宗教主义论述，将层出不穷；而这类论述的相互砥砺和刺激，将进一步分化回教党两派，抑或促使两派的和解，以及在什么论述下和解，都是焦点所在。

巫统将充分利用联合政府的课题，在回教党两派裂痕之间见缝插针，一边与亲民联的吉兰丹派系正面交战，一边继续鼓动登嘉楼派系的联合政府倡议，积极鼓励会谈的进行。对于任何政党来说，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选举策略，况且这个可乘之机是回教党本身所制造的。

（本文刊登于6月24日《星洲日报》言路版，署名“慕洒”，照片来源：当今大马）

我們把教育做小了

教育部正式落实大马教育文凭限考科目措施，即从明年开始，考生选考科目上限将设定在10科。

有关限考科目的建议是在公共服务奖学金风波的背景下，由教长慕尤丁提出，因其被视为是用来解决奖学金分配争议的手段，而多少遭到人们的质疑；但教育部的另一个用意，即消除我国教育制度“考试至上”的现象，却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注意到一些人士非议有关建议的理由，是所谓限制考试科目将限制学生们的才华与能力，也就是常常听见的那句话：“既然他们有能力选考10科以上，为何要强行限制他们？”

这个理由反映了一种心态，即把学子们的才华或能力等同于考试的能力，把学生能力的高低挂钩于A的数目。我们不能说这种心态是错的，而且这种心态也不仅见于马来西亚社会，问题是这样的普遍心态即使没有扭曲了教育的意义，也至少将它狭隘化了，而我们必须思考它对学生本身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

才华无需考试能力证明

我们或许应该问的是：一个真正有才华和能力的人，有必要以考试能力和A的数目来证明自己吗？或反过来说，考试能力和A的数目，能够确实证明一个人的才华与能力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美国历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克里斯多夫·拉许（Christopher Lasch）在其《菁英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一书的第8章<公立小学>里，针对美国教育制度与学生思想形塑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两个当代教育和社会的普遍现象：一是把“教育”等同于“教室授课”，二是把“事业”等同于“商业”。

前者指的是人们相信教育只能在教室（学校）里进行，因此教育的成就或成果也只能在教室（考试）里获得，认为在教室以外的日常生活经验并没有教育功能。后者则指商业取代并超越了人类其它领域的所有活动，成为人类的主要事业，以至于当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所谓“事业”时，我们实际上是算计他的职业、收入、身家等经济性或物质性符号。

我们的教育制度或观点也过于注重当下的、眼前的、具体的、物质的收获（如考获多少A、能否获得奖学金、能否考进知名品牌大学、能否进入热门科系、毕业后出路如何、能否赚大钱等），也就是过度看重教育的“目的”而不是“目标”。

教育与事业意义狭隘化

孔子的教育观主要有两个理论：一是有教无类，二是因材施教。前者是教育的精神，后者是教育的方式；至于教育的目的，孔子则似乎没有什么论及。今天我们如果太热衷于教育的目的，则无疑是把教育给做小了。

这种教育及事业意义的狭隘化，制造出一种社会观点，即一个人的能力或成就的高低，已大部或绝对取决于一个人的考试成绩、教育程度、职业地位、收入财产等因素。

媒体偏好并显著的报导优秀学生的成就（实际上是陈列他们的A的数目），以及定期列出富豪排行榜（实际上是在陈列他们的丰厚身家），而这些优秀生和富豪又特别容易引起我们油然而生的仰慕和欣羡。

这样的心理到底是出于一种与生俱来、自然而然的英雄崇拜文化，还是在教育及事业意义狭隘化现象下的一种结果？我们必须去思考。

（本文刊登于2009年6月19日《星洲日报》言路版，照片来源：宽柔中学古来分校网站，The School of Cooperative Individualism Library）

天下文章一大抄

首相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口号到底是不是抄袭行动党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或至少做了一些参考，我不知道；但起码有一句话首相说对了——这口号其实并非一个新的概念或方程式。

如果有人去翻阅翻阅马华创党总会长敦陈祯禄的文章、演讲稿和言论集，或许就会发觉当今的政治人物和政党，他们的口号其实毫无新意。

敦陈说：“我们的基本目标之一，是要和马来人及其他民族合作，协助发展马来亚成为一个国家、一种国民和一个政府。”今天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民政党的“万众一心、一个国家、一个宏愿”，和这句话有没有关系？

敦陈又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马来亚国家应由马来亚人民治理。”公正党的“人民主权”跟这宣言好像差不多。

敦陈还说：“我们的斗争，不是只为华人，而是为一切的马来亚人。”这明明就是回教党的“全民回教党”要表达的嘛，只不过句中的华人换成了回教徒或马来人。

还有，第二任首相敦拉萨在悼念敦陈时曾说：“倘若要追溯，谁是马来亚第一位鼓吹与发扬种族和谐合作，以及建立一个马来亚人的马来亚国家的话？这个人就是敦陈祯禄。”看来连行动党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跟敦陈也有些渊源呢。

多元国情的真理

更重要的是，敦陈的这些话，是他早在大约60年前创立马华公会、为南来华人争取公民权、以及与巫统国大党共同争取国家独立期间，向各族群众发表的言论。

如此说来，岂不是今天我们听得到的政治口号与理念，都多少抄袭或继承了敦陈的思想？或者说，马来西亚独立建国了50余年，在政治哲学的论述与开创方面竟然毫无长进，而今天的政治领袖们依然得沿用开国先贤的理论？

或许是，或许不是；追根究底起来，对于马来西亚多元种族、宗教的国情来说，追求各族和谐共处、全民平等共荣的目标，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因此，这种种政治理念之间的相似并非偶然，更无关抄袭、继承或毫无长进，而是因为它是一个真理，只是各别政党以不同的呈现技术加以陈述而已。

换句话说，不管是单一种族政党如巫统马华，还是单一宗教政党如回教党，抑或多元种族政党如行动党公正党，在马来西亚的多元国情中，它们的终极理想总离不开敦陈的另一句话——“我们的目标，是要民族团结，兄弟般友爱、国家自由、民族平等，这些都是真正民主的基础。”

再问得直接一点，“一个马来西亚”、“人民主权”、“全民回教党”和“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之间，到底又有何不同呢？恐怕没多少人分辨得出来。

只要马来西亚在50年后依然维持其多元化的面貌，而马来西亚人依旧愿意追求各族和谐共处、全民平等共荣的目标，那么50年后我们的政治领袖的诸般口号与理念必定还是似曾相识，还是“天下文章一大抄”。

（本文刊登于6月17日《星洲日报》六日谭，标题“一句口号各自陈述”）

政治没有左右逢源

回教党主席哈迪阿旺继续摆出暧昧姿态——既表示坚持与民联同在的立场，又说不会关闭与巫统会谈的大门；那边厢在党大会上大谈特谈与国阵组联合政府的建议，这边厢却说联合政府的课题完全不存在。

回教党本届党选的成绩，即保守派与开明派平分秋色，以及大会上所通过的诸项保守意味非常浓厚的决议，舆论一般上从中所得出的结论是，回教党依然在开明与保守路线之间徘徊不前。

在众多议论中，一个较被忽略的论点是回教党人，包括其中央领袖及代表们所普遍共有的一个主观愿望——希望能够左右逢源的心情。

回教党代表们的选票似乎制造了一个平衡的党内格局，既由保守宗教司主导领导权，又让开明人士占据一定地位；另一方面，回教党在大选和补选时高调提出“全民回教党”口号，以及承诺不分种族的为全民打造公正、平等、自由社会，但到了党大会，却通过诸如要求保留30%土著固打制、反对政府开放27次领域的土著固打、要求查禁宣扬自由回教信念的回教姐妹组织等，甚至出现要求女记者穿戴头巾进入会场采访的声音，可谓矛盾之极。

染指巫统地盘

其实说白了，回教党人的这种种作为，无非就是想要左右逢源——既能守住回教党传统深绿支持者的基本盘、进一步笼络巫统的中坚支持力量，又能保住甚或提升308以来非马来人和城市马来人的高支持度。

问题是，是什么让回教党认为本身能够左右逢源呢？

自从308的辉煌成绩后，非马来人在接下来的数场补选对回教党的支持只有增而无减，尤其是尼查的武吉干当一役更是斩获高达80%的华裔选票。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回教党在吉打州实行土著50%房屋固打、雪州回教党反对华裔担任发展局经理、回青团抗议律师公会举行改教讲座等争议性背景下，非马来人仍义无反顾的给予该党最大支持。

如果我是回教党，我也会想——既然非马来人社会的支持如此“坚定不移”，那我何妨保守一些、向种族主义和回教主义的深绿板块接近一些，一来进一步稳固本身的传统基本盘，二来可以趁机染指巫统地盘；而最重要的是，这样稍微靠向保守路线，对于“坚定不移”支持回教党的非马来人也影响不大。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政治上有左右逢源这回事吗？我们不妨看看巫统的经历。

巫统数十年以来在大马政坛稳如泰山的霸主地位，尤其是2004年大选的空前狂胜，让她信心爆棚，自以为可以吃掉回教党的深绿板块，一举歼灭马来人在野力量，成其一统天下的大业。为了夺取这个深绿板块，巫统的种族主义日渐高涨，最终超出非马来人的忍受极限。

其结果就是308的一场政治大海啸，巫统不仅吃不到回教党的深绿势力，更进一步导致非马来人和城市马来人的严重流失，几乎半个江山不保。这就是一心想要左右逢源的后果！

（本文刊登于6月15日《星洲日报》言路，署名“慕洒”。照片来源：独立新闻在线）

世間再無奸人堅

往后脑梳得油光滑亮的乌发、微挑的眼眉斜瞟的双眼、薄唇咧开冷笑、嘴角叼着粗长雪茄，轻轻扯动尖峭脸庞上的皱纹，当然，还有那让人不寒而栗的奸笑——这，就是“奸人坚”石坚的招牌奸样。

2009年6月3日下午4时，这位香江影坛长青奸角，在香港伊丽莎白医院与世长辞。

奸人陨落，却没有任何人欢呼；有的，是人们的唏嘘、感慨，和悲恸。

并不是因为人们知道，在银幕上演奸角演到炉火纯青的石坚前辈，在现实世界里不仅不奸，更是一个形象正面的人物。

也不是因为一代演匠的离去，让他的精湛演技和伟大表演，也随着绝迹人间。

而是因为，石坚的离世，意味着一个奸人经典的消亡；更意味着，那个忠奸分明的年代，已正式宣告一去不复返了。

忠奸分明的年代

石坚的奸人角色之所以深入人心，让人津津乐道，道理其实一点都不复杂。那是因为他把奸人样子真真实实的演出来，广东人说“奸到出汁”——毫不保留的奸样、毫不做作的奸笑、毫不掩饰的奸计，就是要明明白白告诉你：我是一个奸人。

所以，好人好到彻彻底底，奸人也奸得坦坦荡荡。那是一个忠奸分明的年代。

“奸人坚”离开了，但世上的奸人一点也没有少；而且，这些奸人，比起坦荡荡的“奸人坚”，更奸险、更狡猾、更恶毒、更冷漠，但，也更聪明。

他们不再把头发梳成别扭的油光滑亮，而是聘用私人造型师，为他们精心打造外表仪容。他们的发型，总是让人看起来舒适；他们的衣装，往往让人感觉可以信赖。

他们不再不怀好意的微挑眼眉、斜瞟双眼，而是把双眼眯得恰到好处，让他看起来何等诚实与真挚。他们也不再冷笑，更不会发出那让人讨厌的奸笑，而是以亲切无比的笑容，礼貌和蔼的向你问候。我们不再怀疑——他们的眼神、他们的笑容，多么真诚与亲切啊！

他们也不再叼着那碍眼的雪茄。他们提倡环保、他们呼吁当权者关注低下阶层的福利、他们到处行善乐施；在必要的时候，他们还高喊正义、人权、自由、平等，有时甚至要做做样子跟当权者过不去。

价值混淆的年代

他们是慈善家、是社会热心人士、是正派分子，有者或许还是什么什么斗士、什么什么的精神领袖。他们义正词严，他们大义凛然，他们平易近人，他们亲切和蔼，他们慈悲为怀。

基本上，他们的身家都颇为丰厚。但是，没有人真正关心他们的财产从何而来、如何得来？这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人们只关心一个人富不富有，至于他是好人还是奸人——啊，对不起，所谓好人与奸人，如何定义？人们通常这样问。

这是最标准的问题，也是最堕落的问题。

在我们的忽视和纵容下，奸人肆无忌惮的去模糊好人与奸人之间的界限，好让他们的奸险永远不会曝露在阳光下，好让他们能够持续安全的游走于好人与奸人角色之间；直到有一天，他们的“奸”，或许不再叫做“奸”了。

于是，这是一个再无“奸人坚”的年代，但这也是一个是非价值愈来愈混淆模糊、忠奸不再分明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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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忠奸分明与价值混淆两个年代之间有一条明确界限的话，我想，那应该就是“奸人坚”的离开吧。

（照片来源：新浪网、Mission Statement）

回教黨的變与不變

回教党本届党选是一场党内的路线大决战，竞争两方——右倾保守与中间开明派系，在业已尘埃落定的回教党新格局中各有斩获；而改选成绩所折射的，尚包括回教党的变与不变。

本届改选最受瞩目的署理主席之争，虽然选前党内针对头二号人物是否应继续由宗教司出任的问题，曾出现炽热争论，但随着原任署理主席，即宗教司纳沙鲁丁的成功蝉联，显示党主席与署理主席由宗教司坐正的不成文传统无法被打破，也意味着保守右倾的宗教司派仍然将主导回教党方向，这是该党“不变”的地方。

开明派势力略胜一筹

但这个“不变”并不是绝对的，而所谓回教党格局仍由宗教司派所主导也并非意味着“主宰”。首先，从纳沙鲁丁以及其挑战者、非宗教司胡桑和沙布的得票来看，若回教党确实能简单二元化的划分为保守与开明两派，以及投予后两者的选票又能概括的诠释为支持开明派系者，那么实际上胡桑与沙布两人加起来的票数（542张）则还多于纳沙鲁丁（480张）。

从这个角度而言，党内的开明势力似乎占据上风，只不过在署理主席竞争中，支持票被分散了。

其次，在副主席的五角战中，被归类为开明派的领袖，即原任宣传主任玛夫兹和原任青年团长沙拉胡丁，亦成功出线。惟必须注意的是，玛夫兹在早前内阁为改教课题作出开明训令时，曾发表诸如“巫统出卖回教”的宗教主义言论，其路线选项仍有待观察。

此外，在18个中委成绩方面，开明派系人马也在50余人的大混战中表现亮眼，共有6人成功当选。

这几点说明了回教党格局“不变”中的某些变数，放到现实政治斗争与动员的操作中，则意味着即便哈迪阿旺与纳沙鲁丁这两位被视为保守派的宗教司仍稳坐党的最高领导位子，但在往后的领导，不能不把保守右倾路线稍作修改，以便多向中间靠拢，因为党选成绩显示党内开明派势力略胜一筹。

路线之争是基本脉络

不战而胜的党主席哈迪阿旺在演词中，承认回教党在308的辉煌战绩乃得利于华印裔选民的大力支持，并建议提升该党支持者俱乐部的规格，以感谢两个族群。这多少反映出保守派尝试“变”的一面。

但在另一方面，哈迪阿旺仍念念不忘推销其与巫统会谈、与国阵组成联合政府之概念，而再一次曝露民联三党之间的内部矛盾。此外，仍由保守派主导的回青团在大会上亦提出政府应保留30%土著固打制的要求，则显示回教党在受惠于非土著选民的支持、并多次打出“全民回教党”口号之余，仍无法跳脱土著与非土著的国民二分法的意识格局，这种二分法乃种族政治之本质。

这两方面则反映出回教党“变”中的“不变”。总的来说，在回教党的变与不变之间，其基本脉络仍然是中间开明与右倾保守之间的路线之争。

（本文刊登于6月8日《星洲日报》言路，照片来源：当今大马、Mimpi Boneka）

三拍主義

前有中国国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后有马华总会长翁诗杰的“三拼奋斗纲领”。

可是，放在马来西亚庸俗的政治菜市场，这些高高在上的理念往往是领悟实践者少，曲高和寡者多。我看，对广大的大马朝野政客来说，想要出位、上位、要受重用、要当官，最实用、最靠谱的，还是“三拍主义”。

何谓三拍？听好了，那就是：拍掌、拍照、拍马屁。

拍掌是一门艺术，尤其是拍给领袖听的掌声，更是高深难学。有几个基本诀窍要掌握好：第一，要拍得恰逢其时。领袖高谈阔论、慷慨激昂的演说到了一个段落后，略作停顿，就是拍掌的绝佳时机；绝不能在领袖正在滔滔不绝讲到一半，将进高潮又未进高潮的关键时刻，毫不识趣的出手拍掌，干扰领袖演说情绪，惹来领袖厌恶，弄巧反拙。

第二，掌声要够响亮。有四个字用来形容掌声非常贴切，叫做“拍烂手掌”，其实就是指拍掌不仅要拍到双手痛到好像要烂掉一样，还要拍出灿烂悦耳的掌声，才能拍到领袖的心坎去。

这里给多一个额外提示：拍掌之间若能夹杂响亮的叫好声，有锦上添花、画龙点睛之效。当然必须注意的是，叫好不能过于频密，因为这样听起来就会显得娇柔做作，但又不能过于疏落，因为这样就失去助威造势的效果，所以掌声与叫好声一定要配合得恰到好处，最好就是采取80/20法则，每八个掌声，就叫好两次。

拍照则讲求速度与策略。领袖演说、剪彩或开幕完毕，记者朋友们举起相机，要拍大合照，这时候，无需保留实力，无需隐藏底子，把脚下的看家本领都施展出来，冲到镜头里面，奉献自己最灿烂真挚的笑容。

当然，拍照绝对不能单靠莽莽撞撞挤在一起抢镜头的硬实力，最重要的还是要有策略。离领袖越近、越前面的位置，越有策略价值。因此，拍照不仅要快，还要卡对位子，一定要第一时间占领领袖身旁那个策略位置。这有两个考量：一，离领袖越近，越显得与领袖关系密切，是领袖身边红人；二，站在领袖身旁拍照，可以免去因靠边站而被摄影记者“埋尸”（整个人没拍到）或“分尸”（只被拍到半身）的风险。

至于拍马屁呢，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优良传统文化流传至今的美德之一，大家务必勤读李宗吾《厚黑学》和柏杨系列书籍，用心钻研，必定获益良多。

对了，三拍主义还有一个诀窍，那就是“三连拍”——拍完手掌要立刻冲去拍合照，拍完合照要马上转身拍马屁。奉行者需抓紧时机，环环相扣，才能起到连消带打之效果，一波接一波，领袖要档也挡不住。

如果有政客正经八百的告诉你，政治多么伟大、崇高，他是欺你太傻太天真。且看大马朝野政客，三拍主义才是压箱的真工夫啊！

（照片来源：Eident Sport Marketing、时代图片）

看最後誰笑出來

人民进步党茶杯里的党争闹出双胞主席，其震撼程度与新闻价值，比起早前在彼岸沙巴、另一个进步党的退出国阵风波，显然是小巫见大巫。造成两者落差的原因非常简单——后者手上掌握2个国席，前者则一无所有。

沙巴进步党之所以能以2个如鼻屎般大的国会议席搅得满天风雨，全凭308过后国阵失去3分2国会优势、国阵民联之间只有30席差距的两线制格局所提供的客观条件。

个个是关键少数

308政治海啸纵使让巫统以外的国阵成员党人仰马翻，有者甚至几乎灭门，但同时亦让她们换来扮演关键少数的契机；因为巫统不能不从中接受的一个事实是，凭自己根本无法单独执政，她还必须依赖成员党们的支撑与扶持。

仅就国席数字而言，现在的国阵，巫统之外的其余成员党比起民联三党，都属小党；但吊诡的是，她们个个是小党，也个个是关键少数。

这种局面固然延续了巫统一党独大的霸主地位，但也让她头痛不已。

巫统在内阁改组中，愿意削减本身的内阁人数，以保持甚或增加成员党的配额，并非没有现实的政治考量。

但是，深谋远虑的巫统，当然不会愿意让成员党们挟关键少数之姿态，继续予取予求，威胁巫统在国阵内的主导角色。纵观巫统过去数十年以来在国阵里始终稳坐钓鱼台，所运用之手段，不外乎两项：一是在成员党之间施展平衡之术，二是在个别成员党内部鼓动派系相互制衡之局面。

放眼当前政局，马华老大老二发生龃龉（包括柔佛的巫统大臣让马华老大在地方议员名单上碰钉子、老二被委以国阵要职）、民政党副主席范清渊附和巫统反共言论炮打自家同志、国大党主席三美在早前党选被挑战又迅速敉平、进步党党争及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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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种是偶然也好，是巧合也罢，谁知道？我们就耐心等一等，看看最后谁不小心笑了出来。

（本文刊登于6月3日《星洲日报》六日谭，照片来源：当今大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