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選票不要麻將

正当吉打哥打士布爹州议席极可能迎来补选之际，州务大臣阿兹占突然发表州政府将管制麻将执照之言论；如果有人以为这又是大臣的一个“倒米”举措，必将影响这次补选华裔对回教党的支持率，那未免是杞人忧天了。

早前，吉打政府制定了那个史无前例的50%土著房屋固打后，华裔选民在武吉士南卯补选还不是照投民联，区区管制麻将执照，不算什么。更重要的是，马来选民占了哥打士布爹选区选民总数的91.7%强，如果稍微“开罪”华裔选民能够换来更多保守马来选票，绝对划算。

更何况，近期几个民调和补选成绩都显示，巫裔和印裔有回流国阵的迹象。回教党要在乡村保守马来区与巫统厮杀，只好让非马来人受点委屈，因为失去马来票才是真正的灾难，这可不是林吉祥向回教党抗议、行动党退出吉打民联所能挽救的。

小步伐低姿态推动回教政策

回教党总是让人感觉她患上精神分裂症：一边向人民宣扬她的开明、中庸和现代化，高喊“全民回教党”；但另一边又主张禁酒、查禁回教姐妹组织、反对外国流行乐团、反对废除土著30%固打制、制定50%土著房屋固打、拆养猪场等。

其实说穿了，无论是全民的那个回教党，还是回教徒的这个回教党，终归是“一个回教党”；两者只是在因应不同社群、时点、地域时所刻意彰显的不同面貌，前者要讨好的是非巫裔选民，后者则面向传统回教徒支持者，但殊途同归，最终要的无非是选票。回教党说到底是一个政党，并没有比其它政党高尚多少。

华裔对回教党的过度幻想，源自对巫统的彻底失望。回教党正是摸清了华裔选民的心思，“看死”他们在短期内不大可能会大幅度回流国阵，所以才以小步伐、低姿态，逐步推行各项土著/回教政策——这既不影响华裔选票，又能巩固传统绿色地盘，更可进一步染指巫统版图，宜攻宜守、稳赚不赔呢！

所以，这次哥打士布爹补选，阿兹占一定敢跟巫统打赌：华裔绝对不会因为回教党管制麻将而跑票，否则我把麻将吞了！

（本文刊登于2009年11月25日《星洲日报》六日谭）

國陣之友：聯盟的第二次擴張？

联盟（Perikatan）在1969年大选经历首次惨败及爆发513事件后，在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的操盘下于1974年扩大为国阵，纳入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砂拉越人联党等在大选中冲击联盟政权的反对党。国阵的成立正式确立、巩固并扩张了巫统一党独大的政治霸权，而联盟的另外两个初始盟党，即马华和国大党则从此失去与巫统平起平坐的地位。

据《星洲日报》日前探悉，国阵在主席纳吉主导下，计划成立一个称为“国阵之友”的架构，主要功能有二：让纳吉直接跟各族社团组织接洽与交流，以及让那些亲国阵但未能加入国阵的政党，成为国阵之友。若此事成真，则意味着联盟在1974年扩大为国阵后，将经历第二度扩张，成为一个“国阵+国阵之友”的新政治盟体。

比较起父亲敦拉萨以及6、70年代的时代背景，纳吉当前成立“国阵之友”的手法，可谓更为迂回、灵活及圆滑。所谓“国阵之友”的成立，其实是有迹可寻。

纳吉手法迂回灵活

10月10日，也就是马华双十特大那天，纳吉同时间在为印裔政党人民力量党主持成立仪式。当时他说，无论是国阵或非国阵政党，只要支持政府及一个马来西亚理念，政府都乐意与他们合作。纳吉这番言论，或可视为成立“国阵之友”的概念草图。而在更早之前，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慕尤丁曾直接会见董教总代表，会议中并无邀请华基政党领袖出席。

纳吉与巫统的这些举动，实际上已绕过马华和国大党等作为各别族群代表的角色，而直接接触华社及印裔社会。国阵除巫统及东马政党以外的成员党，在308政治海啸中不是惨遭灭门，就是半生不死，这些政党作为族群代表的正当性已濒临瓦解边缘，加上一些成员党又陷入无休止的内部纠纷，进一步流失本身族群的支持；这是纳吉和巫统必须甩掉这些伙伴，亲自出马去争取非巫裔社会支持的原因。

成立“国阵之友”，确实是不错的构思：一、纳吉在接触非国阵成员党的非巫裔政党或社团时，只要他们是“国阵之友”成员，就不必顾忌国阵友党的不满，因为与“朋友”交流是天公地道的事情；二、在不影响现有国阵体制结构的情况下，通过非正式的联谊形式，而不是正式的结盟协议，吸纳或招收“非国阵成员党的国阵会员”，实质扩张国阵/巫统的影响力。换句话说，国阵名义上不会变，实际上将转变为一个“国阵+国阵之友”的新结合体。

可吸纳雪州回教党

在“国阵之友”的旗帜下，巫统要吸纳的除了民间团体，最重要的还是那些既不是国阵成员党，也非民联盟党的在野党，诸如人民力量党等。此外，自去年大选以来，已有多位民联国州议员脱离原属政党，却没有加入国阵，而是成为亲国阵的独立议员；他们应该都是“国阵之友”所要吸收的会员。

此外，若纳吉或巫统的操盘策略够高明的话，他甚至可以“国阵之友”的名义施展灵活的政治统战，拉拢民联内保守种族/宗教主义分子，尤其是那些曾主张与巫统合作的回教党“问题领袖”，例如邀请与巫统关系最密切、立场最暧昧的雪州回教党成为“国阵之友”，在某些州政策如售酒、养猪场等课题上协同立场；通过各个击破、内部瓦解的迂回途径，分裂民联三党。

“国阵之友”若成事，则国阵除巫统以外的成员党，尤其是那些种族政党将更为无关紧要，因为巫统将可以明目张胆且名正言顺绕过这些伙伴去接触非巫裔社会，而这些伙伴却无法在同时间以同样的姿态去接触巫裔社会，进一步深化这些政党的附庸性质。

再次扼杀两线制？

虽然“国阵之友”不太可能会影响国阵的根本体制结构，但在设立这个“体制外的体制”的架构后，纳吉和巫统不会不释放一定的政治资源、参与政策决策、提出政策建议的空间给这些非正式会员们，而被牺牲的当然就是其余国阵成员党的资源。

事实上，最根本的问题不是“国阵之友”是否成真，或者这个架构的具体形式，而是国阵成员党（尤其是马华和国大党等种族政党）本身作为族群代表的正当性与法统地位的日渐崩盘。简言之，不管有没有“国阵之友”，这些国阵成员党的族群代表性早已备受质疑。

“国阵之友”究竟会否成事，眼下还无从得知；但自纳吉上台以来，就有不少论者推测他将继承乃父的政治手腕，通过收编在野党力量以巩固国阵政权。25年前，国阵的成立基本敉平了在野党势力，把当时刚要萌芽的两线制连根拔起；今天，国阵之友——若确定成立的话——是否有着同样的目的呢？

只是，2009年与1974年的政治环境，毕竟是大不相同的。


（本文原稿刊登于《星洲日报》言路）

安華應任民聯主席

公正党最高理事再益依布拉欣提出由回教党丹州大臣聂阿兹担任民联主席一职的建议，委实值得商榷。首先，他给予的理由，即为了杜绝回巫合作，已经不具说服力。仅仅为了不让回教党继续与巫统眉来眼去，而不是以民联三党的结盟基础、政治路线、斗争策略、长远发展等现实因素为考量，就建议让回教党人担任民联舵手，这未免本末倒置、轻重不分。

其实，虽然近期公正党被无休止的人事纠纷、领袖素质被质疑等党内问题所困扰，但该党的实权领袖安华，无疑还是掌舵民联的最佳人选。

安华应领导民联的第一个理由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因为行动党和回教党人目前都不适宜担此大任。行动党与回教党的政治信仰和斗争路线可说南辕北辙，民联内部爆发的几次信心危机或意见分歧，尤其是世俗国与回教国、保守神权政治论述与世俗政治路线等足以影响民联结盟基础与斗争方向的分歧，说穿了就是行动党与回教党之间的分歧；因此不管是由行动党或回教党领袖出掌民联，都很难得到三党基层普遍而一致的信任与支持。

三党的实权共主

就目前现实考量而言，民联主席由公正党人担任，争议性最小。其次，民联三党的结盟关键在于公正党这个一直扮演桥梁和调节角色的政党，在民联尚未拟定一套正式的政治纲领，并解决回教党与行动党之间的核心分歧之前，公正党必须继续扮演这种角色。由领导公正党的人来领导民联，在发挥这种桥梁与调节的角色时将更得心应手及顺理成章，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由旺阿兹莎领导替阵，在安华出狱后则由他接过棒子掌舵民联，三党领袖其实都心照不宣。

从民联的权力结构来看，虽然并没有明文承认，但安华无疑是三党的“实权共主”；因为目前也只有安华拥有足够的威望、魅力、能力和说服力，来统领民联三党，在制定斗争方针、拟定斗争策略、配置斗争资源上，是最后也是实际上的拍板定案及发号施令者。

若民联主席职舍安华取聂阿兹，届时极可能出现聂老只是挂名主席，而安华是实际主持大局者的情况；姑不论这样会否因权责上的模糊而在政治动员、宣传、布局时造成失调与低效，从政治伦理和民联的合作关系来看，也徒然引发民联三党领袖与支持者之间的困扰和争议，甚至埋下三党分裂的危险因子。

另一方面，行动党副主席陈国伟指任何人包括林吉祥也可以担任民联主席，不外是为了向公众显示民联三党平起平坐、安华并无独尊地位的政治喊话。民联必须回到现实，目前能够担当民联共主这个大任的，舍安华取谁？

（本文刊登于11月17日《星洲日报》六日谭，标题“安华应任民联共主”）

自律，才能自救

一部毁天灭地的灾难片，和一连串关于环境污染的惊心动魄的数据或论据，两者之间，有什么相同之处呢？它们通常都会给人们的情绪制造一刹那的热血沸腾，以及事后的一番高谈阔论，不过，往往也就仅此而已。

人们边喝汽水边吃爆米花边观看充满警世涵义的灾难片，走出戏院后跟朋友热烈讨论种种关于世界末日、人类灭绝的预言，但转过头，他们很快就在卡拉OK高唱流行曲，或者在全情玩着一款同样叫作“世界末日”的电脑游戏。

人们曾经那么关切，却又那么快就不当一回事了；就如同那些汗牛充栋的环境报告书，无论里头述说的环境污染状况和后果多么令人惊心，人们的忧虑很快就被派对的狂欢所取代，而派对里制造的垃圾，则继续推高那些报告书里的数字。

环境污染不纯粹是环境问题

环境污染问题，其实并不纯粹是环境的问题。“气候变迁带来的影响已经超越环境与天气层次，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这是美国新闻工作者史蒂芬·法瑞斯在其书《大迁移》（Forecast）所强调的论点。法瑞斯以全球一些地区的社会现象为重点来论证，环境污染问题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举个例子，非洲苏丹的种族冲突和屠杀事件，常被定义为族群、宗教的社会学个案。实际上，这些冲突的本质往往是游牧民族与农民之间的土地争夺。在过去，游牧人可以随意穿越农地放牧骆驼，农人也欢迎游牧人使用水井，两者一直和睦相处；但气候变迁导致耕地严重沙漠化，土地日趋贫瘠又导致不断升温的族群紧张。这就是所谓种族问题背后的环境因素。

但问题并非是人们对这些环境知识和资讯的无知，而是太多的知识与资讯恰恰麻木了人们，让人们对这些知识与资讯无动于衷；因此科学家们声嘶力竭提出各种环境灾害和物种灭绝的警语，最终落得跟一部又一部人们边喝汽水边吃爆米花边观看的好莱坞灾难片无异。

只是，环境灾害终究不是好莱坞灾难片，人们如果不改变自己，就不能奢望圆满结局。对抗环境污染是一场真正需要所有人参与的斗争，更是一场要求人们持续高度自律的长期运动；自律，是为了自救，也才能自救。

（本文刊登于11月11日《星洲日报》六日谭）